在各方大力批評底下， 崛起於八十年代的民主派人物終於一個個退下火線，接棒者是因循抑創新暫不得而知，但人們已滿足的說這至少是轉變的契機。然而，一句含糊的契機只是把問題拖延罷了，模糊掉檢討民主運動定位的迫切性，也讓人無從分辨熒光幕前的政治新晉是否只是他前輩的翻版。今天的政黨僵化問題有它自身的軌跡，翻看歷史，你會發現當年倡議政黨民主運動的一代人，其實是在重新定位本土民主運動。問題是：當年的定位是怎樣的？今天人們又可以從中繼承什麽揚棄什麽？
今天交棒的政治人被視為已經僵化，但當年他們確是回應時代的先鋒。明白這一點十分重要，循此我們才能公平地評價過去及重新定位自己。在充滿歷史轉折的八十年代，如楊森般的人物才三十歲上下，從創立論政團體到成立政黨也是為了回應前途問題：捕捉自身時代的新問題，豐富民主運動的能量，而「政黨」的出現則牢牢繫於此一時代。作為時代產物，「政黨」是由他們那一輩人倡導出來的，在此之前，民主運動的核心元素在社區、基層及學生運動，「政黨」並未進入人們的意識。
八十年代是個政治氣氛古怪的時代。在港英撤出前的非殖化部署中，各級議會逐步開放歸還民間，「民選議員」因而是一種全新的政治位置，走入「建制」也意味著一種新方向。那個年頭，「建制」(institution)這個詞有趣地意味著別的東西：跟伴隨的含義--制度、成規及慣例--相反，它吊詭地代表著一種有異於舊社運的新政治方式：搶奪開放中的議會位置，形成以「走入建制」為方法的民主路線。但與此同時，過去豐富多樣的民間社會運動被拋棄了，人們好像樂觀得過了頭，「議會建制」竟成了落實民主的標準答案。
楊森的政治生命是個很好的例子，他出身自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及社區組織，八十年代轉而倡導政治團體，由過往擅於奔走街頭組織集體行動，到後來全程投注議會政治。在此，「政治」發生了質變：「政治」窄化成議會內循規蹈矩的「政治」，不再是組織民眾形成集體行動的「政治」；人民成了「選民」，他們的重要性只在於通過投票去維持一定數量的議會議席，或被號召參與儀式化了的遊行活動，權充議會辯論的籌碼。終於，在政制民主化停滯、政黨老化及行政主導下議會力不從心的今天，這套患上議會偏食症的民主政治失去了意義。
如果上一代人的錯誤在於過度依賴議會選舉，即把「對抗支配關係」的民主行動完全等同於佔取議會位置的話，那新方向無疑是：在不完全放棄走進建制爭取民主之餘，重拾集體行動的精神，重新建立積極主動的群眾運動。就是說，在繼承八十年代因緣際會帶給我們的「走入建制」之餘，重認他們一輩人錯手丟失了的東西：「走出建制」的社會行動。(原文刊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