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世代」（Generation）幾乎成了反省香港當下處境的重要概念，但認真思考其中涵意的人並不多見。人們不時在說世代問題：年輕一輩的上位困難、天星皇后運動被看待成城市發展價值上的代際衝突，甚至連特首委任政治助理也聲稱是為了培訓新晉政治人才。在此，「世代」時而代表覑不同價值觀的取向，但更多時候只被看成是「上位」問題，後者的虛弱之處在剛完結的立會選舉中更是表露無遺。
這次選舉被認為是一次政治上的世代交替。同時，批評紛至沓來，如新政治世代的口中竟難以辨認出年輕人的聲音，他們一個個倒像是老成持重的「小劉江華」或「小楊森」。當然，這是只講「上位」而不談「價值觀」的後果。就是說，年輕政治新人類上位了，但卻沒為我們的政黨政治生態帶來什麼質的轉變。
其實，這裏涉及到世代問題的兩個層面。一是把年輕世代想像成具有特定利益和需求的身分團體，正如性別、種族群體一樣，其合理權益沒有被平等對待（如第二、三梯隊的長期後備狀態），因此所謂世代交替要麼就是直接讓他們「上位」，或找一個真正代表這些弱勢聲音的政治人物（其中一些意見正是認為陳克勤甘乃威等是A貨，糾正的做法便是選個真正年輕代議士）。
另一種對世代現象的分析關懷，卻大多數時候為人們所忽略，那就是：視世代因素為促進社會轉變的歷史動力，年輕群體因而被看待為更新社會的創造性角色。在這裏，年輕人不單是守衛自身個別利益的身分團體一員，而且作為共同體成員面向全社會提出主張。關於這方面，德國社會學家曼海母（Karl Mannheim）發表於二十世紀初的經典論文《代問題》（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有很詳細的闡述。
曼海母毫不拐彎抹角要求我們注意一項社會事實，新一代是在全新的經驗上遭遇上一代的社會文化遺產；作為新人，他們帶覑不一樣的框架和記憶前提接觸它，用曼海母的術語，這叫「全新接觸」（fresh contact）。因此，新世代會因應一系列不同情境、成長經歷及時代要求而對該「遺產」作出種種修改、揚棄及吸收，正如他所說：社會的文化創造和積累不是由同一代人包辦完成的，現代社會說到底原本就是個代際社會。
總之，年輕世代在改革既存社會的方面扮演了一定角色。只是，新世代能否把自己的世界觀銘刻於社會之上，往往視乎社會情境而定，因為不是每個領域都鼓勵轉變，也因而並非總是有利於年輕群體的參與、引入新的世界觀。
回到香港政治上的世代交替，完全沒有曼海母所說的「全新接觸」的痕跡，政治發展的動力也並非來自年輕人。弔詭的是，大家已經忘記最初人們要求新人接捧的源起：希望改變政黨民主運動的暮氣沉沉：同一埋老人臉孔、同一種告急策略及坐食老本。誠然，有限的一些新人都應聲上位了，但檢討和改變卻沒有發生，這無異於偽世代交替。也許，在對我們政治文化的方向及遺產進行全面反省之前，世代交替將難以完成，因為政治仍不是個可以轉化／更替的領域。(此文原刊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