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

[譯文] 咪齋做,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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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Slavoj Žižek
譯:阿野、朱凱迪

正如一位局內人所說,今天這場金融災難令人最震驚之處,是「根本無人知麼辦」。究其原因,「期望」是遊戲的一部份:市場如何回應入市行為,並不視乎賓架等人是否睇好入市行為;更重要的是,他們如何預期其他人是否睇好入市行為。凱恩斯就把股票市場類比為要在云云美女相片中,找到最漂亮的幾位妞兒:「這並非透過最佳的洞察力挑出真正最漂亮那位,也不是凡夫俗子認為真正漂亮那位。我們面對的層次是,如何把握一般人所認為的一般審美標準」。我們都被逼在沒有知識的情況下做決定,或如尊格雷所言:我們看似自由地過著被逼的生活。

史迪格列茲﹝Joseph Stiglitz﹞最近已指出,政客總不能無動於衷,哪怕經濟學家已取得共識,森保爾的救市方案行不通——只好求神拜佛,希望由特殊利益、迷途經濟學及右翼意識形態的共識泡製出來的怪胎能草擬出某些救援方案,或期望這些方案的失效不會變成另一場災難。他正確的指出,市場運作實質上建基於信心(甚至是對其他人信心的信心)。市場如何回應政府的救市方案,並不建基於方案會帶來甚麼後果,而是建基於市場認為方案是否有效。救市方案可能在經濟上根本一無是處,但也可能運行無阻。

金融海嘯剛發生時,喬治布殊發表的演說,與九一一後他發表的不遑多樣。他一再強調美式生活所受到的威脅,和快速果敢地採取行動消除此等威脅的必要性。一而再,他以拯救某些美國式價值為名,而倡議把這些美式價值暫時擱置(如保障個人自由及市場資本主義)。

面對一場我們如此無能為力的災難,流行的說法是,「別光說不做」!最近,我們可能卻是已經得太多了。或者我們應該退後一步,想清楚,然後些要說的話。不錯,我們有時會不停談論工作,而不是把工作完成——但也有時候,不斷做做做是阻止思考及討論的手段。最近的一個例子,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豪擲七千億元來救市,而不是反思這場災難究竟為何發生。

誰的風險,誰的社會

九月廿三日,對於美國財政部自大蕭條以來最大型的救市行動, 共和黨參議員占姆邦寧認為是相當「非美國風格」:

總有人要承擔損失。要麼讓入錯貨的投資者自食其果,要麼就把災難的痛苦分配給其他人。部長閣下提出的解決方法,正正就是後者:把華爾街的痛楚分配給所有納稅人。…這次大型救市行動並不解決問題,這只是金融社會主義,這並非美國風格。

邦寧﹝Jim Bunning﹞是首位公開闡明共和黨反對救市立場的參議員,該黨亦於九月廿九日在國會否決了有關的方案。他們把這矛盾演繹成「階級的戰爭」,對立雙方是華爾街及美國一般市面:為甚麼政府要掏小市民(即美國市面的一般人)的腰包,來拯救真正需要負責任的人(即華爾街)。難道這是不個最清楚的例子說明經濟學家口中的「道德危機」?換言之,作出某些的不道德行為的原因,是由於得到保險、法律或其他仲介機構承包責任,這些行為所引發的就是「道德危機」。舉個例,假如我購買了火險,我可能不會積極的防火(若該資產正令我虧蝕,我可能會一把火把它燒毁)。銀行也是同一道理,因為它們能既受到保障又能維持利潤。

救市方案遭共和黨及左派同時攻擊,這點值得我們深思。大投機者及企業管理層能在高危的投資決定中獲利,同時又有「黃金降落傘」保障其不會損手,這是左右兩邊同樣猛烈批評的。在這意義上,2002年1月的安然醜聞,正可理解為對所謂「風險社會」的一聲嘲諷。當數以千計的顧員一夜之間失去工作及儲蓄,他她們當然是承受風險,但不見得是他她們自己的選擇。深明箇中風險,亦有機會影響大局的管理層,卻能在破產前將股票和期權等套現,將他們的風險減到最低。所以,我們活在一個要求作高危決定的社會,這說法是正確的。然而,在這個社會中,有權力的人便負責作決定,其他人只能負責承受風險。

為資本主義服務的「社會主義」

如果救市方案真的算是一項「社會主義」措施,那也只是一種很怪異的「社會主義」:這項「社會主義」措施的目標不是扶貧卻是助富,幫債主不幫債仔。當能夠用來拯救資本主義時,「社會主義」好像也會獲得認同。但若果連資本主義的基礎結構也出現「道德危機」又如何?問題是我們不能將華爾街的福祉和市面的分開。兩者的利益並不互換:對華爾街好的事不一定對一般人好,但若果華爾街表現不好,一般市面也難有興旺──這種不對等狀態給了華爾街先天的優勢。

用以反對再分配(透過累進稅等形式)的標準「涓滴」理論指出,再分配不會令窮人富起來,卻會令富人財富縮水。然而,這個表面上反干預的取態,其實包含了一個支持目前政府干預市場的推論:窮人並非推動經濟的火車頭,故唯一必要的干預原則,就是令富者愈富的干預,之後利潤就會自動地向下散給窮人。向華爾街泵足夠的錢,最終會涓滴至一般市面。若果你想人們有錢蓋房子,不要直接給錢他們,應該先幫助借錢予他們的機構。這是唯一能創造真正繁榮的方法──如果行另一條路,國家沒錯是把錢分了給窮人,卻會犧牲掉那些有能力創造財富的。

這條思路其實只是在虛偽地捍衛有錢人,要拆穿它很容易。問題是一日我們還是困在資本主義內,這套邏輯就有其真確性:華爾街崩潰確實會遺害一般工人。這就是為何支持救市方案的民主黨人其實並沒有違背其左傾立場,除非我們接受共和黨民粹主義者的說法,認為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經濟是普及和對工人階級有利的制度,而國家干預則是上流社會用以剝削平民的策略。

政府強勢干預銀行系統及整體經濟並非新事物。這次金融系統崩潰本身也是另一次干預的結果:在二零零一年時,當科網股泡沫爆破,當局決定放鬆借貸以刺激樓市向上。實情是,政治決策要為國際經濟關係的情勢負責任。兩、三年前,CNN一則有關馬里的新聞說明了國際「自由市場」的真像。馬里經濟的兩大支柱是南面的棉花業和北面的養牛業,現在兩大支柱都陷入困難,正因為西方列強違反了那些他們強逼第三世界國家接受的規矩。馬里的棉花質素極高,但美國政府對國內棉花農的補貼相當於馬里全國的財政預算,難怪馬里棉花難以跟美國棉花競爭。殺死北部經濟的兇手是歐盟:歐盟以每年五百歐羅之豪補貼每隻牛。馬里經濟部長說:我們不用你教我們廢除多餘國家規例有多好;只要你跟從自己的自由市場規矩行事,我們的問題就可解決。那些捍衛自由市場的共和黨哪裏去了?都不見影踪了,因為馬里的崩潰正是美國政府「我國優先」﹝our country first﹞策略的結果。

爭奪「中立」

這些都說明市場從來不是中立的:其操作永遠都受政治決定的規管。真正的兩難不是「國家干預還是不干預?」,而是「什麼形式的國家干預?」這是真正的政治所在:爭取定義主宰我們生活的條件。對救市方案的辯論,根本上就是處理甚麼才是我們社會及經濟生活的根本特質,甚至連階級鬥爭的鬼魂都招來了。一如很多真正的政治問題一樣,這也是非關黨派的。這裏並沒有一個無可爭議的「客觀」專家位置:我們必須作一個政治決定。

在九月廿四日,麥凱恩放下其拉票工作回到華盛頓,聲言那是放下黨派分歧的時候。那姿態是否真的意味麥凱恩準備放下黨派政治、處理那些影響所有人的真問題?肯定不是:那只是一個「麥凱恩去華盛頓」的時刻。政治就是定義「中立」場域的鬥爭,因此麥凱恩那跨越黨派的計劃正是擺純粹的政治「鋪屎」,裝扮成非黨派的黨派政治,試圖將自己置於「普遍的、非政治的」﹝universal apolitical﹞的位置的垂死掙扎。比「黨派政治」更糟糕的是試圖裝扮成非黨派的黨派政治:將自己說成是全體的代言人,對手則是為了個別利益,這種政治就靠這個來矮化對手。

奧巴馬拒絕麥凱恩要求將第一場總統辯論押後、並指出金融系統崩潰令兩位候選人辯論如何處理危機變得更加重要。他說對了。在一九九二年的選舉中,克林頓憑其格言「這是經濟問題呀,蠢材!」贏出。民主黨有需要將一個新訊息傳開:「這是政治經濟學呀,蠢材!」美國需要更加多政治,不是更少。

原文刊於london review of books
圖片來自:psik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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