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士金馬倫的《阿凡達》，訴說一個傷殘的前海軍的故事：他被派往一個遙遠的、住著藍色皮膚原住民的星球，他的任務是滲透該族群，以及游說他們讓其主顧開發該星球上的天然資源。經過一連串複雜的生物控制技術，主人公終於操控得到一個年輕的原住民軀殼，即其「avatar」。

這班原住民極具靈性，並與大自然和睦共處（他們能把一條由自己身體長出來的尾巴裝東西，插進馬兒或大樹裡，與牠們溝通）。可以想像，男主人公當然會與某位漂亮的原住民公主相愛，然後拯救該星球，協助他們把人類侵略者掃出家門。電影的結局，主人公甚至將其靈魂由他殘缺的軀殼，轉移到原住民的軀殼，破釜沈舟地成為原住民的一份子。

（原刊十一月九日the new york times。經譯者節錄及加上小標題）

今天是柏林圍牆倒下的二十周年紀念。在這反思的時節，許多人都強調當年事件近乎奇蹟的性質：夢想終於實現了，一眾共產政權像骨牌般倒得一塌糊塗，早幾個月還完全不能想像的情況，旦夕間便發生。在波蘭，誰又能想像會有自由選舉，誰又能想像萊赫‧華勒沙（前團結工會的領袖）能真的當上總統？

可惜，接手的資本主義民主現實，卻將絲絨革命朦朧的神聖無情地吹散。人民以不同方式發洩其理直氣壯的失望：有些人表達他們對共產主義年代的美好日子的鄉愁；右派則發動民族主義的民粹運動；更新近的，則表達為遲來的反共妄想症。

marxism 2009
a festival of resistance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日

讓我以阿當諾開始。當他討論黑格爾時，首先便否定了某種高高在上的問題：黑格爾的哲學有甚麼還是生龍活虎，哪部份已是明日黃花？以阿當諾的看法，這問題假定了一個指點江山的裁判位置優雅地說：okay，這部份還有現實相關性，諸如此類。但阿當諾認為，面對一個真正偉大的哲學家，並不是問他還能告訴我們甚麼。剛好相反，應該問的是我們當代的情況在他眼中會如何評價，我們的年代，在他或她的思想裡表現得如何。

對待共產主義應如出一轍，不要問路人皆見的愚蠢問題：共產主義是否還切中要害？是否還是有用的分析及政治實踐工具？相反，應該問：如何從共產主義的視角看待今天的困境。這就是新和舊的辯證法。那些每星期生產如「後現代主義」、「風險社會」、「後工業社會」、「資訊社會」等新概念，偽裝協助我們把握新形勢的人，才是對新形勢零理解。要在云云所謂「新事物」中了解甚麼是新事物，就要分析當今到底發生甚麼事，我們要在人云亦云已過時的事物中辨認出甚麼才是永恒，這就是分析所需要那片透視鏡。

原刊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1 No. 14，未看翻譯上半的朋友請到這裏。

巴迪烏﹝Alain Badiou﹞提出如何區別兩類﹝或者應說是層次﹞民主中的貪腐：第一類「經驗上的貪腐」﹝empirical corruption﹞，即是我們通常對這個詞的理解，但第二類源於民主的形式本身，此形式怎樣將政治退約成私人利益的討價還價。這個區別顯現於，當一名誠實的「民主」政治人物在打擊「經驗上的貪腐」時，同時間卻維持了另一種貪腐的正式空間。﹝當然，也有反過來的，即政治人物為了「善之獨裁」﹝dictatorship of Virtue﹞而行「經驗上的貪腐」。﹞

原刊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1 No. 14

當一個獨裁政權步向其終極危機但又未崩潰時，通常都會出現一次神秘的破裂。突然間，人們知道戲已經唱完：他們不再害怕。這不單是由於政權失去了合法性：權力的行使被視為恐慌下的反應，無能的姿態。Ryszard Kapuściński在Shah of Shahs這本講述霍梅尼革命的書裏，點出了那破裂的時刻：在德黑蘭一個十字路口，一名單獨的示威者拒絕服從一名喝斥他離開的警察，最終警察尷尬地走開。事情在數小時內傳遍德黑蘭，儘管街頭遊擊戰還持續多數星期，但所有人都知道這政權已經玩完。類似的事情是否正在發生呢？

第一式：穿越假對立

齊澤克討論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幽靈般的概念時，舉了一個例子說明新與舊的辯證。許多人指，所謂「虛擬的」、「數碼化的」性愛，代表著與過去的根本決裂：新時代來了，人類性愛不再需要肉身對像！但齊氏指出，面對這種大呼小叫，首先就要揭穿所謂「真實性欲」的神話。拉康「不存在性關係」的斷言，不是老早便闡明了所謂「真實」性行為的結構就存在著與生俱來的虛幻性嗎？對手的「真實」肉體只是作為我們虛幻投射的一種支持。對齊氏來說，錯認某事物為新，與無視某事物的嶄新性，雖然表面上對立，但都是當今所謂後意識形態年代的意識形態煙幕。

ideology，意識形態字義本身的演變史，不就是說明相關的新與舊的辯證的上佳例子嗎？ideology原為法語，結合了idea（觀念）和logy（研究）的意思，是 18世紀末尚在經歷啟蒙運動的新發明。這字表明了一種態度，即與舊有的宗教世界觀決裂，宣示一種透過實證觀察研究所有現成觀念的志向。後來拿破倫卻恃着教會建制的靠山，將之批評為「污煙瘴氣的形上學」（cloudy metaphysics），認為每事問的精神，簡直是法國倒楣的源頭。ideology出師未捷，首度沾上負面意義。

我唔係証明要話比人聽我威，只係想話比人聽，唔見左既野，我會自己攞返！

——阿mark，《英雄本色》（吳宇森，1986）

2007的《老港》：到底欠了甚麼

還記得零七年的《老港正傳》嗎？電影上畫後，影評楚河漢界清楚不過。有指《老》是難得有心的電影，把於香港隱形四十年的左派有血有肉地在銀幕上還原；許多評論則開門見山指出電影對香港將來缺乏視野，一面倒北望神州，而且「選擇性失憶」許多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如文化大革命、八九民運、7.1五十萬人遊行、反 23條立法等一概缺席。

（本文的短版本曾刋於2008年11月3日《明報》）

主掌美國聯儲局達18年的格林斯潘，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面前，終於承認他過去一直 信奉的自由放任經濟學說，並非金科玉律；另一方面，被認為屬於新凱恩斯學派，並公開批評佛利民（Milton Friedman） 主張自由放任的通俗書寫有違學者誠信的克魯明（Paul Krugman），則獲諾貝爾獎的稱睞；與此同時，以孕育自由放任經濟學說聞名的芝加哥大學，也有師生反對設立以佛利民命名的研究所。看來，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無遠弗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教條，將不可避免地繼承其前身在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之後的命運，再一次步入黃昏。

文：Slavoj Žižek
譯：阿野、朱凱迪

正如一位局內人所說，今天這場金融災難令人最震驚之處，是「根本無人知麼辦」。究其原因，「期望」是遊戲的一部份：市場如何回應入市行為，並不視乎賓架等人是否睇好入市行為；更重要的是，他們如何預期其他人是否睇好入市行為。凱恩斯就把股票市場類比為要在云云美女相片中，找到最漂亮的幾位妞兒：「這並非透過最佳的洞察力挑出真正最漂亮那位，也不是凡夫俗子認為真正漂亮那位。我們面對的層次是，如何把握一般人所認為的一般審美標準」。我們都被逼在沒有知識的情況下做決定，或如尊格雷所言：我們看似自由地過著被逼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