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條例》爭論得沸沸揚揚。宗教右派人士把焦點轉向「家庭價值」之辯，可謂捉錯用神，因為《條例》旨不在褒揚什麼「價值」。《條例》及其建議的修訂範圍其實十分寬廣，包括「婚姻關係者」、「異性同居者」、「同性同居者」、「前同居者」、「前同居者的子女」和「繼父繼母」等。讀者只需細心想想就明白：《條例》之內，貫穿雜多不一的家庭模式之共同元素，絕非什麼「家庭價值」，而是更多地指向一種危險性，一種由「持久親密關係」衍生的特定暴力元素。
若按照宗教右派人士的邏輯推論，納入「同性同居者」於《條例》之下，便等於採用了另一種「家庭價值」，那我們豈非要認為，政府和立法者們正在鼓吹「前同居者」、「前同居者的子女」和「繼父繼母」具有某種新穎的「家庭價值」麼？這完全牛頭不搭馬嘴！
返回脈絡，「家庭」的意思根本不是什麼承載「神聖價值的聖地」，而是指向一處「由持久親密關係滋生暴力的危險空間」。宗教右派的混淆／騎劫不幸地正在此處：將《條例》中原本用作界定出親密關係中危險空間的「家庭」，無端投射作界定出具有神聖價值、符合傳統觀念的「家庭」，前者和後者說的根本不是同一種語言。
在此一語境底下，戰場分裂成兩個，一邊是對抗所有由「持久親密關係」孕生的家庭暴力；另一則是替各種「親密關係」與「家庭模式」分別出等級高下的象徵性鬥爭，而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是此一領域的主角。像文化精英不接納「地文化」夠格稱作「文化」一樣，今天宗教右派人士致力提倡一種特殊的家庭價值，努力區分出「家庭」和「家居」之間的等級性，通過「字眼」、「命名」、「分類」及「定義」來進行文化鬥爭。
正如在上周日的城市論壇上，明光社蔡志森猶如揭露底牌般說道：建基於婚姻、血緣和領養才是可接受的「家庭觀念」。然而，按蔡的意思，不單止「同志同居者」會被剔除出此一家庭範疇之外，就連許多寧願選擇長期同居的香港人也無法倖免。更狂熱的是，這種宗教主張相比於1986年經已涵蓋「男女同居者」的《家庭暴力條例》還要落後。問題是，它到底是誰的「家庭觀念」？真正騎劫了我們「家庭觀念」的人又是誰？
論者更常常胡亂將「同性同居者」跟「同住長者」及「同住租客」等同起來，泛泛將它們歸類為「家居」，從而徹底貶低、淡化「同性同居者」的愛慾模式及親密關係此一根本面向。走筆至此，我們不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重新閱讀宗教右派的流行說法：不是《條例》的修訂會為同志婚姻開綠燈，恰恰相反，宗教右派把「同性同居者」貶作「家居」的行動，其實是他們多年來反同性戀大計的重要一步。
這不是選用何種字眼的技術性問題，而是：像筆者一樣，既非基督徒，也非同志，但作為同樣擁有家庭生活的香港人，為什麼接受此一染上了濃厚基督右派價值的特殊家庭觀念？！更重要的是，應該緊記法國社會學家布迪爾（Pierre Bourdieu）有關象徵鬥爭的教誨：不論是性別、性傾向、種族抑或階級，所有這些領域的被宰制者，使之服從既存秩序的首要方式絕不是立即的暴力，而是為他們塑造一個負面的形象、次級的標籤，這就是象徵暴力。
看來，要抵禦的不止是物理的家暴，更可怕的是來自信眾們四方八面的象徵性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