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明報》世紀，2009/3/29
免費約見臨床心理學家是政府提供的服務。聽聞私人收費挺貴的，平民大眾負擔不起。你大概需要一點運氣才能立即見到。
社署社工是個好人。她遞了張轉介約見臨床心理學家的同意書給我，叫我簽了它。「其實我不怎麼需要。」我說。「不，你試試吧，反正又不用錢。」她說。於是我簽了字。往後三年，見心理學家便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是不是有間暗黃的燈光的大房？你臥著黑色皮製沙發椅，閉上眼睛，十指緊扣，胡裏胡塗地東拉西扯？」朋友問我。
心理學家在荃灣。我要經過商場的電梯，好像是上十二樓找她。旁邊有間水磨坊，是間美容院。玻璃門上寫著「社署綜合家庭服務，臨床心理服務科」之類。
接待處通常都有些孩子。我在小窗口按按鐘，寫下自己的名字和約見的人，然後等一會。等待的時候，我們可以借電子遊戲機玩，登記就行。當心理學家呼喚我的名字，我就會跟著她，穿過人們辦公的地方，到達她的房間。裏面燈光通明，牆壁是雪白的，椅背也是筆直的。
她做習作 她寫筆記
她姓王，我叫她王姑娘，三十多歲吧，我猜年齡不很準。
我們就是面對面坐著。她從文件櫃捧起沉重的檔案，揭到我的頁數。她的書櫃有字典，有幾本厚厚的DSM-IV。開始時我們有很多閒談。大概我把她桌上的擺設都一一問候了。她的貓照片、叮噹幾十個表情的海報、叮噹文具、貓貓相夾等等。她的樣子也像貓。我說說近來生活怎麼樣，會考舊試題做得如何，然後是高考試題做得如何；吃了什麼；問她是如何做心理學家的。她說沒有我這麼棒，考試從來沒有A，上不了香港的大學，工作儲夠錢就去美國讀心理學。
然後便進入正題。不知怎的，想到這裏，記憶便像白稀粥，要不然就零零碎碎。只記得她經常要拿紙巾給我抹眼淚，用過的紙巾團撒得她一桌都是。
有一些習作還是記得的，例如填表格，上面寫「家庭、父親、母親、婚姻、性」之類的詞語。我回去填好表格，說說自己對這些詞語的看法，回來就解釋自己填過什麼。有時我自覺習作做得不太好，不好意思給她看，不過再見她時，她都好像忘了，在談其他事情。不過無論做什麼，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她總會寫東西，寫在厚厚的檔案夾裏。在黑色的橫線上，她總是在飛快地寫著些什麼，應該是英文，字體有一點潦草。我不知道她究竟在記錄我說話的內容，如一些社署社工做的，還是在做什麼分析，寫下什麼診斷——診斷不是我的詞語，我卻想不到別的。小時候我病了看西醫，他寫了張診斷就叫我們去拿藥。媽媽說他鬼畫符。她的解讀是，「讀書多了，寫字反而這麼難看，是刻意不讓人明白嗎？」我問姑娘在寫什麼，她好像沒有說清楚，只是微笑。
又有一次她帶我到玩具房，裏面有很多小孩子的玩具。難道她叫我玩玩具？我忘了自己在裏面幹了什麼。印象中，她和我試過幾種不同的東西，古古怪怪的，使我好奇她的目的。這是不是什麼玩具治療、花花治療、草草治療？背後的哲學是什麼？如果我試探她究竟在做什麼，她通常都在微笑，沒有多說。她說什麼我都會依的，不過做的原因、做了之後又如何，卻是一個謎。
關係超越功能性才能完成功能
大概我廢話太多，有時她要單刀直入，我們才進入正題。正題是爸爸、媽媽和我，而「我」應該是最重要的。我抱著一去無訪的心態來。她為何會見我，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政府的安排，她工作的一部分。我不懂心理學，高中時讀過皮毛，狗隻何時會流口水、大便為什麼會有快感、為什麼吃飽飯後才會想自由和公義，我也懂一點。不過，我相信她是想我快樂，想我變得更快樂。雖然我不覺得自己不快樂。
我們為何會以「爸爸、媽媽和我」開展我倆關係的核心，是個長長的故事。佛洛依德說是從我出生的那天起，不過我可以說得清楚一點。簡單來說，爸爸自我八歲起便喜歡撫摸我的乳房和下體，但我不喜歡，直至中四，我不想再給他摸，便告訴學校的副校長，然後她告訴學校社工，她問我，
他是怎樣撫摸我的？然後社工告訴社署社工，她問我，
他是怎樣撫摸我的？然後社工告訴我媽媽。她問我，
他是怎樣撫摸我的？
我們的關係始於這三條問題。關係開始得如此功能性，但關係的性質卻注定，我們的關係要超越功能性，才能完成其功能，如果硬要說有什麼功能的話。至少我是這樣認為。
別將我給你的信打洞，
放入文件夾裏
因為見她的緣故，我可以向兒童之家申請晚一點回家。見完她，我會在荃灣城市廣場逛逛，買些小食再回去。有一晚，大約是深夜二三時，我的心絞著痛。心痛的時候，用手搓著乳房近著心臟的位置，就會舒服一點。雖然已經過了活動時間良久，我還是起了床，亮了枱燈，用中史課用的單行紙寫了五六頁，寫完心就沒有這麼痛了，就去睡。第二朝，我把它複印兩份，一份給她，一份給好朋友。
「這是我給你的信。你要把它怎樣都可以，只要你不要幫它打洞，夾在我的檔案裏，成為文件的一部分。」我說。
「謝謝你的信。我會細心看的。不過希望你明白，你給我的所有東西，我都要把它放在文件夾裏，但這不代表我不覺得它不重要。」她說。
我們的關係就是如此，爬梳著一個又一個年輪。我們大約一個月見一次，如果要考試便見少一點。在閒話和正題之間，我們夾雜著沉默。這時，我的眼睛不知轉到哪裏，她就會問我在想什麼。很多時我在性幻想，或者想著食物，不過我害怕她覺得我不尊重她，便告訴她較為恰當的思想，不知她猜不猜到，儘管我有時會坦白一點。始終，沒有性，就沒有爸爸、媽媽和我。
她總是為我著想，通常也是站在我的一邊。中學時，我只和過一個女性做愛，我不知怎的和她提起，她問了句，「有沒有penetration？」我說有，她只是叫我注意安全，說社會風氣未必人人接受得到，為了保護自己，還是不要太張揚好。我不同意她的想法，就和她爭論起來。不過她有時會激進一點，提議我投訴兒童之家的姑娘侵犯私隱，因為她們暗中搜索我的性玩具，也會一起商量方便自慰的地方。
她提議過我參加和我經歷相似的女性的小組，這個很好，不知怎的我當時竟然推辭了。最後的半年，我遲到遲得多，她問我是否不想繼續了。她覺得我們的進展比較慢，建議一兩星期見一次的密集治療。我不知道她想治療我什麼，進展又是什麼。她也沒有說清楚。而她的「治療」，不是我當時覺得熱切需要的東西，也不是我要理解我的歷史，使自己更快樂的唯一方式。我預料自己高考將至，讀書會很忙。就是這樣，我們終結三年的見面。不過她說，如果我有需要，也歡迎我隨時到社署申請這項服務。這幾年我再沒有見過她，自己和身邊的人，唯有成為我的心理學家，一如以往，有著凡人的快樂和哀愁。
[文 陳巧盈／編輯 黃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