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权力撑腰，党喉舌早已倒闭
若无权力撑腰，党喉舌早已倒闭
昝爱宗
我曾经到一个县里采访，一名官员私下透露，他们这个县订阅《光明日报》也不过三五份，而且都是公款订阅。一个笑话说“《光明日报》无光明，《人民日报》骗人民”，若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样的“党的喉舌”没有权力因素运作，没有公款订阅或强行摊派，没有财政资金撑腰，没有国有事业单位编制及人员“皇粮供应”，早已关门大吉了。
两年前，中宣部推行的党报党刊上报摊，现在看看效果如何？我曾问报摊主得知，他们摊上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及省党报，几天都没有人来买一份，后来这些报纸也不见了，没人买，放在报摊上还占地方，得不偿失。
若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党的喉舌公布其真实的发行量，指扣除公费强行摊派订阅的那部分，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些喉舌其实很不得人心，没有多少人自费订阅如此不说真话的垃圾报纸。
中国有两千多种报纸，近万种杂志，其中包括一大批一旦参与市场竞争就会面临倒闭的报纸、杂志社等新闻单位，比如一些党的喉舌，国家部门主办的业务报刊等，一旦失去权力的补贴、财政支持，就是关门之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李大同先生一针见血地说，“如果你现在让大家自由订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话，你看会有人去看吗？肯定第二天就得垮台。现在的情况是你不订也得订，这些地方直接就从你单位的财政拨款里把钱划走。这些报纸能有哪家可以活下来，都是一年7千万的中央财政拨款在那儿维持着。他不管你读者要不要读，市场是否需要。这就是现实。”
每逢年底，都是官方用公权力摊派“党喉舌”报纸的时候，每次必由党委宣传部或地方党委一把手亲自上阵动员“吆喝”。一份报纸办到这个份上，确让人感到悲哀了。可以说从这类党报身上，是极易叫人想起“自欺欺人”这句成语来的。
媒体业内人士赵健雄说，越是级别高的大报几乎越没有可看性。现在党报仍取摊派或变相摊派的办法，主要由权力部门出面实行公费半强迫征订，至于这样订出去的报纸到底有多少人读，则是另一回事情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某单位订了多少份某级党报，只是如数卖了废纸，精明的广告客户不会不知道这奥妙。）评估一张报纸真实的市场占有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它的零售数量，那与电视收视率一样，是很难做假的。因为技术上的原因，电视不能强迫观众接收，所以即使负着宣传使命，也不能不注意可看性。报纸则至今还可以摊派，尽管享有这种特权的已趋于减少，这么一种生存方式可以少甚至不考虑读者的兴趣和爱好，因此才出现级别越高的报纸越没人看的局面，集中了人才、信息等种种优势资源，而造成严重浪费。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曾夸口说，中国新闻传媒正在深化改革，甚至可以到台湾办报社及出版社，可台湾人家直接回绝，因为“两岸不对等”，你若同意台湾的《中国时报》、《苹果日报》、《联合报》及电视台等直接对大陆民众发行、开放，人家也会同意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到台湾发行，可问题是台湾民众会掏钱买一份不说真话、光宣传社会主义好的“党喉舌”报纸吗？
赵健雄说这些喉舌背后的权力因素是“自欺欺人”，确实如此，等你自欺欺人到了无法继续欺骗的那一天，就是你权力失灵的时候，权力失灵，“皇粮不再供应”，倒闭的不单单是“党喉舌”，还包括“党权力”本身。
来源《观察》
《中国真话报》文摘（2009年4月9日）
《中国真话报》理念：为真理，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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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光明日報被共產,提出意見成「右派」
中国民主同盟成為中國共產聯盟
維基百科:
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是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大型、全国性的官方新闻媒体之一，创刊于1949年6月16日，最初是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曾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
1949年7月起，《光明日报》陆续开始创办《经济》、《文学》、《文学评论》、《学术》、《新语文》等各种专刊，开始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
1953年1月，《光明日报》改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主办。
1978年以来，《光明日报》几次调整办报方针，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读者对象始终没有改变。
1982年11月，《光明日报》明确为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
1994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光明日报社编制方案明确规定：光明日报社是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央宣传部代管的新闻机构。
中國民主同盟
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有的民主黨派之一。1941年3月，民盟成立時的名稱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當時參加的黨派有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後改稱中國民主社會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後改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協會。1942年，沈鈞儒領導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加入，故有三黨三派之稱。1944年9月10日改現名。現在「民盟」的成員，主要是以從事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社會精英階層所組成；共有成員約15.7萬。
發展歷史
1939年10月13日，國民參政會中一部分無黨派和中間黨派參政員張瀾、黃炎培、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等，在重慶發起成立了統一建國同志會。1941年3月19日，在重慶上清寺特園秘密開會，將統一建國同志會改建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主要參加者和組織為無黨派人士張瀾，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後改稱中國民主社會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後改稱中國農工民主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協會與其他無黨派人士結合，建立政黨聯盟，其機關報《光明報》於同年9月在香港出版，由梁漱溟主持。
1941年11月16日，在召開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二次大會的前一天，民主政團同盟對外公開。1944年9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特園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張瀾依然被推選為主席，左舜生為秘書長，章伯鈞為組織委員會主任，羅隆基為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梁漱溟為國內關係委員會主任，張君勱為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
值得注意的是，民盟自創立始起，即與中共結盟，一致聯合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不單方面與國民黨成立條約。
中共與民盟協定要點
雙方為推翻國民黨一黨專政，實現民主政治之新中國，應共同攜手奮鬥。
雙方得保持其政治最高原則，但在奮鬥過程中，得隨時交換意見，以劃一步調，增強力量。
中共解放區歡迎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分部，但民主同盟之活動，以不妨害中共之事業為原則。
中國民主同盟對中共解放區之政治軍事，經濟各項設施，須盡量予以支持，並擴大其影響。
雙方不得單獨對國民黨作妥協合作，如有談判，得相互通知，並取得雙方同意後，始於國民黨成立條約。
1946年初，在包括民盟、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及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的38個席位中，民盟獨佔9位，超過當時任何一個黨派的席位；加上與其他黨派的聯合，民盟成為當時平衡國共雙方的重要力量。然而，在當年的11月，因為共產黨違反重慶政協的協商，要求直接獲得一定的參議院席位，拒絕參加中國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全民直接選舉，國民黨決定，召開國民大會，遭到少數親近共的政治的抵制。而民盟內部中，中國青年黨和中國民主社會黨單獨參加了南京國民大會，被民盟清除出去，導致民盟與國民黨的關係迅速惡化。由於國民黨不滿民盟反對內戰的舉動，導致校場口事件與李聞血案的相繼發生，1947年10月，國民政府更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並展開制裁，直接導致了民盟在一屆三中全會上公開宣布與中國共產黨合作，自此共產黨與民盟建立同盟關係。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建議包括民盟在內的八個民主黨派繼續保留下來。民盟代表張瀾、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張東蓀、史良、楚圖南、費孝通等出席了全國政協的第一屆會議；張瀾同時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沈鈞儒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章伯鈞、史良、胡愈之分別出任政府的部長。作為共產黨領導下的參政黨，民盟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作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之間的關係方針。該方針在1956年9月15日的中共八大上被正式確認。
1949年4月，共產黨中央指定當時的《中國時報》（同年5月易名為《光明日報》，6月16日創刊）由民盟接管（1953年後改為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主辦），1957年1月22日接辦《爭鳴》，並定為論政方針刊物。
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以章伯鈞為代表的，對共產黨提出過批評和意見的民盟成員都被划為了「右派」。這些人後來大都被降職；民盟從此一蹶不振。在1958年11月12日至12月4日召開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又通過了《中國民主同盟關於社會主義改造規劃》和《開展社會主義自我改造競賽的倡議書》，把民盟內部全體的思想改造合理化，這也是民盟的一大轉折點。此後民盟很難再對當時毛澤東以至及後的中共中央制定的國家政策方針提出不同意見。
如今，民盟在西藏自治區以外的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建立了地方組織。民盟中央機關分設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社會服務部、研究室、專門委員會綜合辦公室等6個職能部室。民盟中央主辦有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月刊《群言》和機關內部刊物《中央盟訊》，並有群言出版社和群言科技諮詢服務中心。
歷任領導人
黃炎培（1941—1941）
張瀾（1941—1955）
沈鈞儒（1955—1963）
楊明軒（1963—1967）
史良（1979—1985）
胡愈之（代理，1985—1986）
楚圖南（1986—1987）
費孝通（1987—1996）
丁石孫（1996—2005）
蔣樹聲（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