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行者的倫理
《禮儀師之奏鳴曲》（下稱《禮儀師》）有不俗的票房本身就是個有趣的現象。在死亡仍是禁忌的香港社會中，一齣以死亡做主題的電影竟然流行，其中的弔詭不應輕輕帶過。一些評論文字說電影「看透生死」，另一些又說《禮儀師》不過是在重彈「珍惜眼前人」的老調。誠然，以上說法都沒什麼不對，因為人們可以輕易從電影情節中找出匹配上述道理的含義，問題只是如此一來《禮儀師》中關於死亡和消逝的禁忌面向又顯得暗淡模糊了。
《禮儀師》賺人熱淚。但有趣是，漆黑影院中除了傳來哽咽聲，還有陣陣笑聲。雖說觀眾繃緊的哭和鬆弛的笑俱是電影計算的效果，不過這未能解釋全部情 。有些笑並不鬆弛，它反倒充斥死亡禁忌的氣味。例如電影的初段，初入行的男主角小悟便「不幸運」地遭遇死了兩星期的屍體，過程中他戰戰兢兢、笨手笨腳地接近嘔心的蛆蟲、惡臭和腐屍，因而引發出觀眾夾雜「驚險」的笑聲。就是說，當我們哭笑不得之際，真正發揮作用的其實是埋藏於我們自身中的禁忌。在壓抑死亡的現代文明下，人們疏離於死亡的種種，從而抒懷地笑出聲來：死亡老早已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除了禮儀師，城巿人差點認不出屍體可能引來的惡臭和蛆蟲。這是現代文明的特徵， 研究「死亡社會學」的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指出：「人類屍體也從未如此無惡臭地，以如此完美的技術自人間舁送至墳墓。」
電影是如何逐步引領觀眾越過禁忌，並跟死亡和解的呢？首先是初入行的小悟遭遇死屍後的「常人」恐懼，只是作為「常人」的他很快就給師父說服，信納萬物循環死生不息的一套哲理；接覑是由「常人」之遠向近走前一步，面向身邊人如妻子和鄰舍的不接納，但當親友都熟悉的澡堂大嬸去世，小悟親自在他們面前辦納棺禮後，親友也跟死亡和解了；最後的一層至為深刻，因為問題刺進小悟的內心：突然傳來自六歲便失蹤的父親死訊，到底小悟是否願意原諒死去的父親，替他納棺？送行者是否願意為一個自己憎恨的人送行？死亡能否凌駕愛憎？電影的這一步踏出得可謂意味深長。
至此，問題已不止常人對死亡禁忌的緩解，而是透過了解到人類本質上的必死性之後，轉向對生者的倫理拷問：將逝者之間的糾纏矛盾，可否和解？電影中，燒炭自殺死去之變性孩子的父親同樣自問：為什麼不承認、接納變了性的孩子？難道變了性的孩子不也是自己的兒子嗎？同樣由死而生般的倫理拷問也見諸澡堂大嬸的兒子：凝視覑不再反應、一切俱靜止了的死亡之臉孔，他不住地為自己平日的粗心大意連聲對不起。這就是說，人們每天與人的相處互動中，並沒有考慮到人皆有死，而彷彿，若我們把這遺忘的一點也考慮進來後，所有決定都會不一樣。
愛里亞斯說過，人類社會根本是由自知有死的人們組成的「臨終者共同體」，因此每一個人都既是將逝者，同時間也無可避免是送行者。因此，送行的溫柔與倫理到底不僅是禮儀師的，如果我們沒有遺忘包括愛人和敵人在內的每一個人其實都是臨終者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