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泰國政變頻生，從以往的黃衫軍轉變為今次的紅衫軍。對不少人而言，當中轉變仿如肥皂劇，然而若細看泰國的歷史發展，也許會有另一種體會。
2、 為方便討論，先對泰國的發展作一簡述。在七十年代，泰國仍是未開始現代化的農業國，情況跟當時的中國相近。到八十年代，外資 (尤其日資) 開始到泰國投資，泰國城市化開始。80尾到90年代，年增長更達到9% (仿如近年中國)，人均收入從開放初的數百美元急升至96年的近三千美元，被譽為亞洲四小虎之首。97年，索羅斯衝擊泰元，引發亞洲金融風暴。泰國政府本想穩定匯價，不成功，賠掉外匯儲備後，泰銖大跌四成。金融業受重創，使高度依賴國外資本的泰國經濟癱瘓。求助 IMF，借到了錢，但被迫跟從其「藥方」，私有化、加稅、減政府開支，後果是經濟進一步萎縮。
3、 2001年，他信當選總理。開出了跟 IMF完全不同的經濟方案。稅制改革減輕中小企和農民開支；寬免農民債務；設人民銀行、貧民社區基金，促進社區建設，提倡一區一產品，人均收入重上二千五美元。此外更建立醫療保險 (看病30銖，約7港元)，打擊犯毒 (惹來毒梟懸賞暗殺)。
4、 2006年，他信被軍人以貪污罪名推翻。然後兩次大選，他信派系當選，均被以泰國民主黨為首的政治聯盟推翻，大批他信派高層被判5年內不許參政。民主黨主席阿披實當上總理。
5、 他信涉及貪污是一個事實，然而阿披實的上場，卻似不單只是為了貪污問題，而是針對權力的爭奪。民主黨的一個主張，是把全部直選的議會，改為3成直選，7成委任。若以軍人推翻民選總統是一次民主倒退，則把議會由直選改為委任為主便是另一次大倒退了。
6、 阿披實為何要這樣做呢？我當然不知道。惟若把他信的經濟方案一併思考，大概會看出些端倪。首先，他信受歡迎，是因為得到佔泰國7成人口的農村支持 。他的政策特點，是把資源傾斜向農村。傾斜有兩個向度，一個是派錢 (像減免債務) ，另一個是投入資源發展其經濟 (像社區基金、一區一產品計劃) 。通常前者更常被聯上民粹主義。回看他信的經濟政策，可見到，其重心是發展社區 (鄉村) 經濟，即是第二種。那麼，阿披實上台的動機，似是要把鄉村建設為主的經濟模式改變，如無意外，將會把資源傾斜向城市，重心產業將是服務業、金融業，再加上電器、電子等工業。
7、 有說黃衫軍跟紅衫軍分別代表城市利益和鄉村利益 (在東方，黃色更添王權意味) ，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問題核心。若把資源傾斜往城市，則泰國的假想敵應是新加坡，其目標是快速成為發達國一員，人均收入上升三四倍 (當然富裕集中在城市)。這派的設想，是城市的快速增長，讓財富高速增值，當賺了錢，便把部份回饋鄉村，這比較把錢花在低增值的鄉村建設不是更划算嗎？
8、 對這派看法，我是有疑問的。首先，城市財富的高速增值，常是以鄉村的高度剝削為代價。以泰國農業為例，經過90年代的農業現代化，泰國農民卻是怨聲載道，因為泰農已變成整個糧食生產鏈的鏍絲釘，種子、化肥的購買要經過城市 (美國企業如孟山都跟泰國買辦是最大得益者)，運輸、銷售的利益亦是輸往城市。用郎咸平的話就是擔當整個生產鏈那 1+6中的1，即利潤最低的生產部份。他信的政策，像一區一產品，其作用就是把本由城市壟斷的生產鏈部份回歸鄉村，讓鄉村變成中小企基地，讓鄉村除1以外增加6的部份，這樣的增長相對城市的「高速增長」是慢的，然而地區經濟的穩定發展，和鄉村人口收入的穩定增加，不是更可取的經濟發展嗎？其次，當城市富裕了，資源一定會回饋鄉村嗎？對此我深表懷疑，因為從經驗看，城市賺來的資金更常是大量投向金融等產業。而當今之世，擁有資本絕對優勢的美國金融資本 (如郎咸平所言國際金融資本達7萬億美元，中國 GDP 2倍，早前涮了俄羅斯，吃了中國企業數千億) ，要狙擊泰國這樣的經濟體實易如反掌，一場金融風暴，數年積累化為烏有，還能以甚麼回饋鄉村呢？
9、 對泰國社會，真希望他們在修憲的事情上慎重考慮。因為這將關乎國家的命運。而我對泰國命運的關心，緣於我兩大關懷：1) 泰國政治的擺盪將成為發展中國家民主發展的一個典範，對各國的民主發展 (包括已起步的和未起步的) 將成為參照模型。2) 從泰國發展，讓我投射到中國的發展，泰國的動盪也必成為中國既得利益集團高舉穩定至上，民主就會帶來混亂霸權論述的另一個範例。這被稱為「民主悖論」，即在以農村人口為多數的國家實施民主，必將導致民粹主義和社會動盪。期望泰國當權派不要急功近利，以全民福祉為依歸，以民主為前題穩定地發展經濟。若然成功，這將是給中國人民最偉大的禮物！
10、 還有一點題外話。隨著六四廿周年臨近，香港市民在悼念六四同時，國內不少同胞以穩定作為六四事件的正面意義，惹來香港不少市民以「親中(共)」給他們定性。對此，我有兩個建議。1) 香港年青一代大多生於富裕環境，比較響往民主等理念，而內地一代不少經歷了從貧窮到小康，對穩定的渴望有其社會背景，我們應給予更多同理心。 2) 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很會利用人民對穩定的渴望 (正如泰國利益集團利用人民對貪污的憤恨) ，構建有利於利益集團的文化統識。例如本文談及的「民主悖論」，便被不少國內開明派視為民主兩難。要應對這些問題，我們便要進入這些論述，嘗試理解，嘗試討論。這既是尊重，亦是從根本地透過共同思考、共同探索，對固有文化統識進行鬆動與重構 (如民主不利穩定)。而這大概亦可算是民主的實踐。
回應
回
在一個皇權國家實施民主，和在一個非皇權的國家實施民主，會不會有分別？尤其以泰國為例。
皇權﹖
泰國應該是君主立憲的國家(如英國)﹐而不是皇權國家(如沙地阿拉伯)吧。
泰國的王權象徵應該
泰國的王權象徵應該是紫色吧?
是應該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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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是君主立憲國家
國家主要權力在參眾兩院，國王的角色應是主要在道德層面。
黃色讓我聯想王權，一個原因是有評論指黃衫軍的主要支持者包括城市中產、軍隊、商人和王室，謝snufkin指正。
寫此文，我更想跟大家討論的是「民主悖論」。
在國內，漸進民主派是主流，激進民主派和公開的寸步不讓保守派都不多 (雖然私底下寸步不讓)。
如何跟國內主流構上一種民主跟穩定可並行的論述，借助發展中國家民主化的經驗作出探討是一個途徑。
民主悖論
民主悖論不是指可否通過民主制度建立一個獨裁政府?抑或國內學者將此論加入在內?
網上有一熱帖聲稱一位內地學者在外國「舌戰群儒」,擊敗一眾提倡民主的外國學者.就是阿丙所提論調,當然還有拿非洲,南美小國作失敗例子;國情不同;先經濟,後民主等.
質疑,反對民主難免和反殖民,反美相提並論,宗主國和美國出於私利,在某些國家移植民主,在某些國家扶植獨裁,成敗不一,從而質疑民主.我反對移植,當地人民不接受,信任民主,不應勉強.但拿(經濟)失敗的民主國家的和中國相比就更加牽強.中國其面積,資源,人口,自古已屬強國,近代因落後而頹唐.建國六十年,一半時間沒有功積可言,按股票術語,中共成就是追落後.質疑者常說民主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沒錯不能奢望索馬里有民主便能繁榮穩定.反來更明顯,中共自金融海嘯後宣揚其價值優勢,但我們完全看不到北韓,蘇丹等盟友有啥優勢,更爛居多.
至於國情,先民生後民主,已經見怪不怪.世上從來沒有任何國家切合民主,美國印度都是,後者更屬移植,但都選擇摒棄國情,除消黑奴和種姓制度.民主和經濟並不對立,不太明白農民歸類,或許是低收入,低學歷,佔多數的代表?東歐低下階層絕非只求溫飽而對抗蘇聯,相信最近遭非法收地農民明白.何況泰國一例,親他信示威者企圖以暴力推翻政變,未必不是,因為政變本身就反民主.不過看沈旭暉分析說雙方示威者都可能是「僱傭兵」,民調厭倦示威,支持阿披實,是非難言.擁有實權的泰王似乎與英日虛君有別,究竟維護王權還是貫徹君主立憲?或許下一代泰王登基才知.
回
所謂「民主悖論」是指「一民主就會亂」的說法。
人民怕人民，大抵是擔心沒有足夠力量制壓各種不同的利益訴求。泰國雖然沒有完善的制度，但泰王扮演了平衡各方利益的角色。也就是說，要穩定，大家都指望能有一個力壓各方的仲裁者。我們沒有泰王，即使泰國的經驗是成功的，恐怕也不足以把這個悖論拗過來，因為我們不相信制度，缺乏依靠制度取得公義的正實經驗，更甚者大家都不太相信自己能夠建立具公信力的制度，究其原因，就是大家都不太相信彼此能為了成全制度而犧牲個人利益。所以只有一條路，就是靠權力來壓着，即便它是邪惡的。
有人嘗試在本土尋找成功經驗。「新聞調查」曾做過一個四川鄉鎮依靠協商來解決公共事務的特輯，一時找不到那段視頻，總結是民主不僅是一種天賦的權利，還是一種久已存於民間的智慧。
謙卑地批判
討論「民主悖論」這類問題一個不容易地方，是要在批判之餘保持謙卑的心。
悖論的常用例子是印度，說這是最大又最窮的民主國家，當然要批判。雖然印度近年冒起，但是印度本身卻有太多社會問題導致經濟兩極化解決不了。一個是違憲但存在於社會的種姓制，一個是印度教和其他宗教 (尤其伊斯蘭) 的嚴重衝突，還有殖民歷史留下的特權問題 (像最大煙草商是 ITC imperial tobacco company)，把這些內容抽起而說民主發展不利經濟是斷章取義。
然批判同時，亦要有謙卑的心。
例如，俄羅斯民主化，把國企平分給市民，小市民把股份賣了換來一頓吃，造就後來的7大寡頭。
又如匈牙利90年代經濟改革，把國有資產大量賣了給西歐，西歐承諾投資設廠，惟一場海嘯，西歐自顧不暇紛紛撤資，匈國工人大量失業，經濟面臨崩潰。
這些問題大概是香港爭取民主的朋友比較少關注的。
中國若民主化，會不會同樣經歷這過程？這又是不是我們期望的結果呢？若不期望應如何避免？我們可曾討論過呢？
我說要進入他們的論述，就是這個意思。
你的意思
是既謙卑地承認民主可能帶來的問題，同時證明要解決這些問題並不是沒有方法？
以下是以前內地朋友的一些討論片斷，我對其中糾結的概念不甚了了，但貼在這裏，或能對題：
subaltern：
提起香港和东欧的左翼批判知识分子，主要还是想引入一种截然的中国/西方二元对立之外的参照项，相对于一般所谓的“西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或许与我们更为切近（尽管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齐泽克在80年代就是一位左翼理论家，但不是南斯拉夫官方的那种“左”，而是一种拉康（法国后结构精神分析学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因此长期找不到教职而失业在家。至于他重新阐发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则是较为晚近的事，个中原因很复杂，不过可以就下面这段话做一点最粗梳的说明：
“让我们看看1990年东欧国家的情形, 那时现实社会主义突然土崩瓦解，人们被抛进“政治选择的自由”当中——然而，对于实际上想要一种什么样的新秩序这个基本问题，他们在任何一种意义上做出过选择吗？事实难道不是他们发现自己处于波瓦实验中的那种受折磨的实验对象的地位上吗？他们起先被告知自己即将进入政治自由所应许的天堂，而很快，他们就发觉这种自由意味着野蛮的私有化、福利体系的解体，等等……这里，应该冒险再次引进列宁主义者对‘形式的’和‘实质的’自由的相反意见：在实质的自由中，人敢于明确地打破符号效应的诱惑力……真实的自由选择在于，我不仅仅在给定条件下的两个或更多的选项中选择，而是能选择改变这种给定的条件。从现实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的问题正在于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去选择这个转变的目标——他们突然被（简直就是按着字面的意思）“扔进”了新的形势，面临着一组新的选择（纯粹的自由主义、民族保守主义……）。”（《列宁主义的自由》）
齐泽克在引入“列宁主义的自由”的时候用了“冒险”一词，原因在于他从未遗忘那种主义旗号下的残酷历史和现实，但这种旧秩序的残酷并未成为他无条件地投入新的主流秩序的理由，相反倒是从“列宁主义”这种历史债务中提取遗产，以之反思“给定的条件”，想象“现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另类选择。从“冒险”一词可以看出齐泽克“重新引进”列宁主义的“实质自由”（与英美自由主义的“形式自由”相对）的审慎态度，可以说有如火中取栗。这种火中取栗的态度对于我们处理毛泽东的债务和遗产应该是有参考意义的，如果毛在今天仍可以作为一种资源，那不是因为他是否是东方第一伟男子，而是要看他的思想对于现实问题有怎样的批判或建设意义，倘不能就此提出具体的论述，而是无反思地借以“民族国家”之名，的确很危险。
香港语境下的左右派和内地语境下的左右派是两回事。香港无论左右派，底线都是民主制度，不会赞同专制，这是大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双方不必专门提及。左派在此基础上反思资本主义内在的问题。所以，乔姆斯基的问题在美国是很有价值的，是真问题，而在香港，由于早已是成熟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民主也越来越近，这样的问题也很有意义。
但在内地，左右派实际上是专制派与民主派，所以香港和美国的左右派在这里都是右派。现在是左派批评政府不够专制，右派批评政府不够民主，左派认为向市场走的太远了，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右派认为像市场走的不够，要更多更快的消除计划经济的流毒，健全和完善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左派是要回到闭关锁国，更专制，更集权的毛时代，右派是要求更开放，更快的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更好的拥抱普世价值。而首鼠两端的政府对双方都不满，都要打压。够讽刺的吧。
subaltern：
2008-04-09 13:52:49 坦白地说，对于上述问题，我并无成熟的意见，所以也本无插嘴的理由，只是觉得这里的左右之辩实在有些刻板，而博主又并非没有提供有价值的参照材料，比如那篇《齊澤克論民族衝突與階級》不就是就现实问题提供了一种所谓“纯粹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之外的新视角吗，为什么好像没有起到它应有的参考意义呢？觉得实在有些遗憾，于是才忍不住说了些很情绪化的话，出语无状，险些造成误会，好在有晖的认真与雅量，与其条理清晰的回应相比，我说的这些倒是真的很像噪音了。
摩诘：
至于要融合，在我看来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因为具有共同底线的不同观点，正是一个健康社会需要的。正是因为有不同观点的碰撞，社会才会逐渐趋向成熟与合理，所以对于香港、美国这样的社会里居于少数而坚持发出自己声音的左派，像乔姆斯基、梁文道这样的左派，我向来是极为尊敬的，虽然未必同意他们的某些观点。而对于那些连共同底线都没有的观点，比如民主和专制之间，有融合的可能吗？
对于subaltern说的寻找第三条路线，我当然是赞成的，并乐观其成。这种探讨当然有价值，当然好。只是我认为它并不切合中国实际，不是不要讨论，而是没到讨论的时候。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在监狱里的人应该讨论的是是不是要走出监狱，以及如何走出监狱的问题，这问题看来刻板低级，似乎不用讨论，这就是监狱里的人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走出监狱之初，注定要有一段茫然的阶段，要有选择道路的问题，是走一条人类实践过的很有效，但是也有诸多问题的道路，还是新开辟第三条道路，这是监狱外的问题。而我反感、针对的是那种说：“你看，监狱外面也有很多问题，干脆留下来好了，我们靠镇压可以很好的解决监狱里的问题，就不要出去了。”
至于你的疑问：「市場真的能夠解決一切嗎？」我认为根本不能称其为疑问。答案是很显然的，当然不能。我们说民主制度是一切坏制度里相对最不坏的制度。市场经济也一样。我只是认为找不到比市场经济更好的经济制度了。就是说有很多计划解决不了的问题，市场可以解决的很好，而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计划只能做的更坏。
如果有人能找出比市场经济更好的第三种制度，我乐观其成，并举四肢赞成，只是你别告诉我那是计划经济；如果有人能找出比民主制度还好的第三种制度，我同样乐观其成，并举四肢赞成，只是你别告诉我那是专制。
从历史上看，人类在结束封建皇朝时代后，发明了两大主流经济形式，以亚当斯密《国富论》开创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以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开创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经过人类的时间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现在结果出来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战胜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被证明是合理的。虽然胜者也暴露出来了它自身的诸多问题甚至于有些顽疾。但是由于我们知道并不存在一条绝对好的，完美无缺的道路，那么，所谓“唯一的出路”就是指各条道路中相对最好或者说是最不坏的道路，而我们又必须尽快走出那条已经被证明了的死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市場經濟就是我們唯一的出路”。惨痛的教训已经摆在哪儿了，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拿十几亿人的生活做赌注，去尝试着走一条乌托邦式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你认为我这是线性思维，而我认为这是避免走弯路的最好的办法。之前我们的弯路已经走得太多了，非要撞到南墙才回头吗？我们需要注意的只是根据前人的经验，去完善这条路，走得更顺畅一些，当然这是后话了。
至于遥远的未来，我现在既没兴趣也不关心，让学者们在象牙塔里研究去吧，检验他们的，终归还是实践。
bo：
2008-04-09 21:11:29 关于“第三条道路”再简单说几句。
“第三条道路”在民国时就有过社会实验，不成体系。
我早前理解的“第三条道路”应该是瑞典模式。带来的弊端是经济活力的下降。
据***说现在聪明的选民都是让自由左派和右派轮流执政，右派上台，经济活力上升，贫富差距拉大，再把左派选上台，增大二次分配的力度，加大社会福利，还富于民。经济活力的下降了，再把右派选上台……，如此进行大周期的政策调整。我认为这不妨称之为“第三条道路”，当然前提是政-党的多样性。
「市場經濟是我們唯一的出路嗎？」，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摩诘的观点。另外关于市場經濟和计划经济我推荐一本书：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subaltern：
2008-04-10 00:13:22
只想说一点。把所谓“国内左派”（也不必分“新”“老”了）悉数说成“专制派”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那种西方左派/中国左派的整体二分实在不可取，因为所谓西方左派的“自由主义”共识的确只是一种想象，像齐泽克、乔姆斯基等人都不是通常所说的走“第三条道路”的改良派，他们是真的是要颠覆西方现存的“自由”体制的，要不然齐泽克也不会因为高举“列宁主义”的旗帜而在左翼阵营内部引发争议。如果梁文道真的只是自由主义左派，那么，“他在用齐泽克、乔姆斯基做什么”倒真的成了有趣的问题。再比如，梁文道自称“左派”乃是以法国大革命中“左派”位置为根据的，而从你新贴的谢岳那篇文章中也能看出，国内“自由派”（最著名的是朱学勤）对“左派”的专制倾向也是从法国大革命说起的，而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和柏林的《自由四论》也这样叙述的。
真能发现某某派的专制危险，自有其价值。只是那种一面（对外）理想化，一面（对内）妖魔化的思想模式，实在是太过简化了。无论看待现实还是思想理论，还是多一些繁复和“残酷”的眼光才好。
bo：
2008-04-10 09:40:35 我的评论好象被删了一个。
“左派”乃是以法国大革命中“左派”位置为根据的，这应该是“左派”的起源。但是否就是专指“雅各宾”派我没有考证过。
“西左”里当然有激进左派——列宁主义者，但从人数和影响上看应该是支流的支流，主流明显是能赢得多数选票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他们演变于第二共产国际，当时被列宁斥为机会主义者和投降派。
恩格斯晚年接受《费加罗》报访谈时否定了唯暴力革命论，肯定了选举“夺权”的道路。
记者采访激进西左乔姆斯基：美国如此可恶，那你为什么不去**或**呢？乔姆斯基说：因为这里是言论自由的地方（大意）。这个回答应该挺耐人寻味。自由底线？好象有点。那他的意识形态呢，叶公好龙吗？好象也不是。他就想拿这个说事，说美国社会还不够理想，不够平等。
香港六七暴动应该类似于日本的“赤军”，有民粹主义性质，而68年的五月风暴则有后现代主义性质。当然这些都是源于毛的66
给出个中原因比较困难，这涉及对蚊革的判断和理解。蚊革是目标还是手段？发动原因？……
mao的口号是动人的，尤其是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巴黎青年视为真正民主。（其实这里有很多当时未予认真考虑的问题：民主的合理程序、民主和自由的关系等）。所以当时把毛思想作为消解现存价值的武器顺手而且“合理”。口号通过“红宝书”传遍全球，但现实情景却被封闭起来（能来真实感受的外国人很少）于是“距离产生美”、“生活在别处”、“我愈做爱就愈想革命，愈革命就愈想做爱”，释放的力比多变成性与政治的双重狂欢。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经验主义的英美几乎没受影响。
查韦斯可能又会变成关于“民主悖论”的一个例子，拭目以待。
subaltern：
2008-04-10 09:57:34 真的还只是疑惑。
齐泽克有一本书的名字叫《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名目张胆地把“自由”和“专制”往一块调和的左派，我没见过，倒是听过参与不/反世贸的香港学者的演讲，说是要我们想象“集体中的私有”、“自由的计划”、“反自由的市场”、“自私的平均主义”等等，他跑到我们大陆来说这些是为什么呢？是否带着模糊自由/专制界限的隐喻呢？
要单纯说“语境”或“国情”，这我懂，可以一旦见到那些跨国流动的家伙，我就犯迷糊，尤其是那些显得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的“西方左派”，他们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呢？是后现代的牛奶喝多了，要找一个前现代的场所做宿食呕吐？很多“国内左派”就是被他们教坏的，追本溯源究竟谁更可恨，是肠胃坏了的老师，还是脑袋不开窍的学生？
subaltern：
2008-04-10 10:10:24 我的评论怎么也又被删了一个？误会了吧，大哥，我那说的可都是外国的事儿，是用来消解自由派的反动言论的 ，你怎么敌我不分啊？
subaltern：
2008-04-10 10:28:23 于是有了下一个疑惑。
如此不讲“理”的权力压制机器还能算是意识形态机器吗？意识形态的操控效果何在？对这种非理性的权力机器，做本质化的观念批判是否有效？
齊澤克的回到列寧
若不是90年代，新自由主義紅得發紫，又高喊歷史終結，不少東歐國家一頭栽進，泥足深陷，齊澤克大概沒有這麼紅。
若不是上錯賊船，又何用回到列寧？
當然，這就是歷史的兩難。
如何在兩難路上，減少受傷的痛楚？
這方面，國內知識份子似乎討論更多，香港朋友是應該借鑑的！
回
很久以前，subaltern見我轉了些獨媒和基大的文章，就問了我一個問題：「香港的左派都在做些什麼？」他不明白這些把玩時髦理論的人在想什麼。就像他留言裏所說：是不是想模糊自由、專制的界限？我沒有能力回答他，一是我並不明瞭西方政治哲學裏的左右分野，二是大陸的派別之爭鬧哄哄，別有天地。何況香港的左派是誰？我一時還真答不上來。
在香港談民主，彷彿那只是個政治問題，近乎就等於言論、行動自由，無涉經濟領域，大家對資本都抱着必要之惡的心態，放放心心。可一旦談到民主，無何避免就要面對財富再分配吧？我疑惑七一上街的人有多少意識到這一點。獨媒眾人雖說沒有統一、既定的行動指導，但又透現對於現行財富分配制度的否定，我能不能說這種否定就是在呼召一個「大政府」？
在大陸談資本之惡，另一個朋友就說這是大小政府之爭的問題。香港是民主社會，權力受限，可以談「大政府」，討論資本之惡是真問題；在大陸談「大政府」就等於回歸計劃經濟，重臨地獄，在權力不受民意主宰時談資本之惡是偽問題，資本是小惡，政府是大惡，先要關住大惡，才來關照小惡。
我也好奇作為行動者是怎樣思考這些問題。是行動者們的追求其實已不囿於大小政府之爭？還是像subaltern所提到，行動者們在嘗試改變創造選擇的給定條件？而在香港，這些給定條件又是指什麼？
我見識蒙昧，所提問題未必合理。只是曾經答應過轉一些文章給subaltern算答覆，至今沒做到，所以以我的理解轉述他的疑問。
回 shf
shf 君：
你的問題很大，實在不懂怎樣回應。只能說說個人一些看法。
首先，左派到了今天，大都是以一種很寬鬆的意義存在。
例如內地，會把左的主要內涵聯上對社會主義的堅持。至於何謂社會主義？就是強調社會平等，然而又不一定限定為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中心思路是中國發展經濟是可以的，但不要不顧社會公義。
西方的，像 callinicos，會把一些以往被評為改良主義的企業視為對抗新自由主義的盟友 (夠寬鬆吧)。
至於香港，同樣是紛雜，有堅持工人運動的，有文化研究批判資本主義霸權的，有借鑑新社會運動，籍環保、社區運動、各種反歧視運動介入社會的，不一而足。很難說那個更能代表香港的左派。
若說愛時髦，大概一部份吧，另一些會覺得時髦理論 (像齊澤克的) 不知所謂。
我看，分辨左不左，最重要仍是看終極關懷。
像新右，表面提倡不干預，但實際對很多問題干預得要命。
歸根究底，仍要看利益分析。
左右之爭向更廣處爭
遲來的亂入。
城鄉差距故然之是泰國現政局之重心，而更有趣是，泰國的紅黃軍已經成為兩個獨立的政治論述體系，政治論述不限於城鄉差距，而是好像台灣藍綠之爭，核心問題是國家認同，此點爭論不能唯心和解（唯心和解只是逃避現實），可是整個戰場卻蔓延至其他領域，例如環保，司法公正，人權／示威權，警權濫用，修憲機制，更少數的群族等。
我認為國王動不動就去發動政變，玩弄權術，又是泰國另一個核心問題，但無人敢去碰。考慮到泰王批准發動政變的權力，現在的泰王，權力應該與戰前的日皇相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