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份媒体报道，深圳公民陈书伟为了电信维权，数年打了上百公益诉讼，不仅很少胜诉，而且还曾经遇到被剥夺上诉权等不公不法对待，日前，忍无可忍的陈书伟，给深圳中院连发5封上诉状，只写了一个“操”，被认为辱骂法官，行政拘留15天。
小偷偷了几百块钱很可恶，人们出于气愤“操”几句没人会追究，和小偷相比，那些知法枉法、判决不公的法官，本更可恶，但对其说“操”表达愤怒，则需更大的勇气，因为“操”小偷的结果，顶多是拳头等着你，而即使用一纸诉状写上个书面的“操”字，愤怒尚未获得直面表达的机会，结果便是扣上个“语言粗俗”判处个拘留十五天。不仅如此，统治者还试图以此作为不尊重司法的反面教材，指责你藐视法官、自作自受，类似的评价，从这几日官方媒体中与公众评价大相迥异的“五毛”言论中可见一斑。
藐视一个根本毫无公信力和尊重价值的专制机构，何错之有？笔者认为，非但谈不上错误，一纸“操字状”表现的是一种嫉恶如仇的勇敢。中国的司法不公、利益勾结、官官相护，已经达到了公众最深恶痛绝并不断蔓延的地步，如果说法律具有尊严，这种尊严应该建立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之下。对于一个司法体系处处受制于统治集团利益，不仅无法保证法律规则的公正执行，反而充当非法侵害人民权利行为保护伞的国家机构来说，向老百姓要求对自己的尊重，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用咱们“土话”来说：怎么有脸提出这样的要求，也不先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样子。
应该说，中国的司法，在对付小偷这样的违法弱者来说，还是相当不手软的，在深圳偷辆自行车，搞不好判你劳教一年，但司法的铁面，似乎越来越倾向于，仅仅在面对这些弱势犯罪者时才展现出来，而一些垄断性企业、政府机构部门，似乎永远是中国法律天平倾斜的一端。对待违法者尚且如此主观倾向，更不用说，如果作为执法者的司法机构自身枉法，又会是怎样的结果了。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的赛场，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来参与游戏，其结果只会让这样的赛场上最终参加者寥寥，“我不跟你玩儿了，你自己的规则自己遵守吧。”
缺乏独立的、外在的监督体系，没有有效的惩治机制，这种制度下运行的司法体制是一种恐怖的国家机器，因为他可以不断地以“法律”为名义，滥用为社会做出裁判的权利，而没有丝毫制约，以“公正”的冠冕堂皇，践踏着法律的公正。对于这样一种运行机制下畸形的司法：既谈不上公正，又谈不上维护公民正常权益，其结果必然是丧失公信力和权威性，被公众所否定甚至唾弃。从这种角度来看，陈书伟仅仅以在上诉状中书面写下一个“操”字的方式来表达抗议，既是公开表达愤怒的勇气，也折射出无法借助合理和体制内的渠道公开表示不满的无奈。其背后引起关注的，绝不应该是对“操”字粗俗与否的浅层关注（虽然官方认为在这一点上自己是理由充分的受害者），而是在一个已经运行到死路的司法体制下，执政党依旧信誓旦旦的表达绝不会多党轮流执政，绝不会允许司法独立的强硬态度。
陈书伟“操”法院具体原委我们还不知道，说出来也未必获得每一位朋友认同，但大多民众觉得中国的法院需要“操”，所以即使大家未必知道陈“操”的内情，也是支持“操”的，这不是因为陈书伟事件去“操”，而是因为中国的法院确实需要“操”，大家也都想“操”，而那么多几乎一面倒的人气，我们的制度到底好不好，到底人民支持不支持，这里可见一斑，估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敢接受人民的选择，强行坚持一党专政的主要原因，其他国家能获得人民支持、坚信应该还权于民的政治组织，都敢于接受人民的选择，独独我们中国现在的执政者不敢。
两会期间，“共产党干部”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说：决不照搬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那笔者只问他一句：所谓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是怎么形成“轮流”的？
“多党轮流执政”是人民行使选择权产生的“轮流”，否定“多党轮流执政”就是否定人民行使选择权，否定人民当家作主！在更现实的层面，这种表态就是公然拒绝来自外部的监督，拒绝对公权力有效、有威慑力、真正发挥作用的监督。这句话表现出共产党希望继续维持的，是在一党专政统治下，一言堂独断专行，独立于司法之上的“党治”，所谓的“依法治国”，充其量只是拉大旗做虎皮的形式高调，在一个“操”字引发的关注中，这种“党治”下的伪“法治”暴露无遗。对这种以流氓作风公然否定人民权利的行为，俺想说的也就一个字——“操”。
我们没有一个选掉不合格执政队伍的制度，没有一个透明、公正给执政队伍打分的机制，必然只有百姓受罪，只有多一些嫉恶如仇，敢“操”这些不合理、可恶情况的勇士，国家和人民才有希望，在没有选票表达不满的时候，让我们来用“操”表达吧。(深圳李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