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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真實驚人的墮落--華語紀錄片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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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真實驚人的墮落--華語紀錄片節

我不齒以張虹為首的采風,因為這根本是剝削弱勢、撈個人資本的可恥行為。本來世上衰人何其多,要每個都去批評十雙手也不夠用。但偏偏采風掛著社會公義、為理想而捱餓的假面,虛偽得令人打冷震。

電影節遊戲
我針對的是「紀錄片放映」這一環。紀錄片拍攝完畢,當然會放映,問題是怎樣放?哪裡放?放給誰看?

張虹成功爬上香港紀錄片代言人的位置,但志不止如此,覷覦要上「華語紀錄片」代言人的位,搞華語紀錄片的電影節,還臉不紅地把自己的片放在開幕影片。紀錄片這種機制,跟娛樂圈差不多:有產品後爭取曝光,初出道時有位就「攝」,製造話題給文化藝術界去寫去講,四處投件參加比賽參加影展,讓自己的銜頭越來越長,也順道認識各方有力人士。

到有一定名氣,想繼續向上爬,就開始自行搞比賽、搞電影節、捧自己和自己人。這個遊戲不難想像:每個人都有其偏好、取向、人脈、利害關係,找某些人當評審,就會令某些人得獎;某些人籌辦,就會「大公無私」地選上某些人的片來作開幕閉幕片。正如在娛樂圈,商業電台、無線電視和新城電台每年會分獎給不同的歌手。反正講到藝術,沒有客觀標準,利益輸送又不是明碼實價賣獎,「咬佢唔入」。

當然,各電影節偏頗程度不一,問題是,辦電影節又不用領牌,誰都可以辦,正如大陸那些大學排名榜。

為什麼花一大篇幅講電影節是什麼一回事?因為,我想說明,觀眾買票入場是為了看電影沒錯,但也同時成為這個遊戲的基礎:沒有觀眾就不成電影節。需要在這樣的一個脈絡底下講采風播放《麥收》,才看得到放與不放的重要性在哪裡,以及為什麼他/她們講社會公義是虛偽。

電影節所謂的成功標準,來來去去不外乎是入場人數和媒體報道版面。但即使偌大的影院裡只有小貓三兩隻,媒體零報道,都不影響舉辦人在上述這種制度中「穩陣入袋」撈個人資本的好處。然而,掛著「關心社會」羊頭的活動,引起眾多社會運動團體抗議,本來已經「樣衰到不行」,表示那個選片的什麼評委和主辦機構,不是選片時不認真沒有仔細看,就是對紀錄片的操守問題零敏感度,甚至是完全不考慮拍攝和放映紀錄片的道德問題。

若果此時決定抽片,則間接承認當初選片有問題。唯有「死撐」照放映,並將抗議的性工作、社運和紀錄片團體和二十多個個人,打成一片抹黑成不理性、阻撓和干擾的「有關團體」。這種處理異見者的做法,跟國家機器多麼相似。以往是國家機器行使強權,阻止電影節放片;世事多變,電影節這機制如今坐大成為腐化的強權。

標榜關心社會的張虹和采風,遭到社運團體抗議,出動到警察到場介入。這一幕,將成為香港紀錄片史的大笑話。比當年張虹拍攝印僱,害印僱被解僱更墮落、更離譜、更賤。

找什麼觀眾‧有什麼結果
處理敏感的紀錄片題材,需要有敏感的態度。

《麥收》四處高調參展參賽,要吸引華人/世人目光,才會引起「主角配角們會負上刑責」的擔憂。《麥收》先在大陸放,然後來香港,更將「進軍」台灣。有點政治意識的人都知道,大陸最介意這種「家醜外傳」,在大陸放映後,主配角們沒有被捕,不代表在香港和台灣「家醜越傳越開」後,公安不會接到指令採取行動。

如果《麥收》是放給當事人看,與及當事人信任的朋友、鄰居、同業看,即使內容有暴露/揭示當事人的身份,也沒有問題,也不會有被捕和被認出和「起底」的擔憂。這樣說可能很奇怪,你可能會問:拍出來給那麼少人看,那為什麼要拍?

正是這個問題,拍攝紀錄片的核心問題:為什麼要拍?

很少拍攝人會明言,不關心被拍攝者的死活,只關心自己成名和發達,像張虹寫自己幾年前的想法:「我是地道的香港人,當然是為了發達,我的偶像美國的Michael Moore,近年大富大貴,我只要裝扮得再左翼一點,為人民服務一點,影片裡再加點三聚氰胺,那我就可以步他後塵,買大屋、揸靚車了。」(頁二,《文化現場第六期》,2008年10月)

張虹想成名和發達,自然會如此搞紀錄片節。但不像她那樣的紀錄片創作人,就會嘗試不一樣的放映方式。

舉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我曾經拍過關於自閉小朋友的紀錄片,從一開始我就沒有想過要公開放映。放映對象是自閉小朋友、家長與及身邊關心自閉症的朋友,和從事自閉症工作的人。拍好後逐一找家長在他她們家放映,跟他她討論我跟自閉小朋友相處的過程,讓他她們從另一個角度看自己和其他自閉小朋友。放映時,也不是正襟危坐安靜地觀影。紀錄片不純然是焦點,也是媒介。他她們一邊看一邊互相討論:「是啊是啊,我的孩子也會這樣。」過動又自閉的小朋友,也難得地靜下來從頭看到尾。有天,一個家長私下告訴我:「我一直覺得自己的孩子很煩,也曾經為此傷心。現在看到才記得,他那可愛的一面。」

這種深耕式的放映,紀錄片成為一個媒介,嘗試將觀眾、拍攝者和議題連結起來,讓三者發生關係,在觀眾和創作人意識層面進行互動。

光譜的另一端是單向式放映,即是電影節和賣光碟。拍攝者和觀眾的關係是單向的,沒有溝通空間,即使安排拍攝者到場討論,那短短十五分鐘,十數到數百個觀眾,那種是什麼的溝通,用屁股想也曉得。

為何單向式放映是那麼強勢的做法,強勢到理所當然似的,拍好紀錄片後就只想到拿去電影節(或戲院)放和賣光碟?

兩個答案:因循和搵錢。香港什麼都講效率,越多越好,前人這樣放映,拍攝人沒有創意因循照做。有賣票和賣光碟就有收入,賣得好就有錢搵。有人望回本,有人望發達。

掌握最大筆藝術資助的藝術發展局,有錢又因循。申請表格和報告都規定申請人要填寫放映人數、賣票收入,將放映局限定型在單向式放映模式,彷彿離開了量化的指標,就無能衡量藝術資助的成效。

今次,當單向式放映遇到敏感題材,求量不求質的放映模式的致命問題終於爆發,將被拍攝者置於極為危險的處境,張虹、采風和導演則企圖利用事件撈本錢。該譴責的當然要譴責,同時,也該是時候好好思考和實驗紀錄片的不同放映方式了。因循守舊,只會助長差劣的紀錄片和不斷膨脹的電影節繼續充塞我們的空間。

錄映力量成員簡勁翔
200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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