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真實驚人的墮落－－華語紀錄片節
我不齒以張虹為首的采風，因為這根本是剝削弱勢、撈個人資本的可恥行為。本來世上衰人何其多，要每個都去批評十雙手也不夠用。但偏偏采風掛著社會公義、為理想而捱餓的假面，虛偽得令人打冷震。
電影節遊戲
我針對的是「紀錄片放映」這一環。紀錄片拍攝完畢，當然會放映，問題是怎樣放？哪裡放？放給誰看？
張虹成功爬上香港紀錄片代言人的位置，但志不止如此，覷覦要上「華語紀錄片」代言人的位，搞華語紀錄片的電影節，還臉不紅地把自己的片放在開幕影片。紀錄片這種機制，跟娛樂圈差不多：有產品後爭取曝光，初出道時有位就「攝」，製造話題給文化藝術界去寫去講，四處投件參加比賽參加影展，讓自己的銜頭越來越長，也順道認識各方有力人士。
到有一定名氣，想繼續向上爬，就開始自行搞比賽、搞電影節、捧自己和自己人。這個遊戲不難想像：每個人都有其偏好、取向、人脈、利害關係，找某些人當評審，就會令某些人得獎；某些人籌辦，就會「大公無私」地選上某些人的片來作開幕閉幕片。正如在娛樂圈，商業電台、無線電視和新城電台每年會分獎給不同的歌手。反正講到藝術，沒有客觀標準，利益輸送又不是明碼實價賣獎，「咬佢唔入」。
當然，各電影節偏頗程度不一，問題是，辦電影節又不用領牌，誰都可以辦，正如大陸那些大學排名榜。
為什麼花一大篇幅講電影節是什麼一回事？因為，我想說明，觀眾買票入場是為了看電影沒錯，但也同時成為這個遊戲的基礎：沒有觀眾就不成電影節。需要在這樣的一個脈絡底下講采風播放《麥收》，才看得到放與不放的重要性在哪裡，以及為什麼他／她們講社會公義是虛偽。
電影節所謂的成功標準，來來去去不外乎是入場人數和媒體報道版面。但即使偌大的影院裡只有小貓三兩隻，媒體零報道，都不影響舉辦人在上述這種制度中「穩陣入袋」撈個人資本的好處。然而，掛著「關心社會」羊頭的活動，引起眾多社會運動團體抗議，本來已經「樣衰到不行」，表示那個選片的什麼評委和主辦機構，不是選片時不認真沒有仔細看，就是對紀錄片的操守問題零敏感度，甚至是完全不考慮拍攝和放映紀錄片的道德問題。
若果此時決定抽片，則間接承認當初選片有問題。唯有「死撐」照放映，並將抗議的性工作、社運和紀錄片團體和二十多個個人，打成一片抹黑成不理性、阻撓和干擾的「有關團體」。這種處理異見者的做法，跟國家機器多麼相似。以往是國家機器行使強權，阻止電影節放片；世事多變，電影節這機制如今坐大成為腐化的強權。
標榜關心社會的張虹和采風，遭到社運團體抗議，出動到警察到場介入。這一幕，將成為香港紀錄片史的大笑話。比當年張虹拍攝印僱，害印僱被解僱更墮落、更離譜、更賤。
找什麼觀眾‧有什麼結果
處理敏感的紀錄片題材，需要有敏感的態度。
《麥收》四處高調參展參賽，要吸引華人／世人目光，才會引起「主角配角們會負上刑責」的擔憂。《麥收》先在大陸放，然後來香港，更將「進軍」台灣。有點政治意識的人都知道，大陸最介意這種「家醜外傳」，在大陸放映後，主配角們沒有被捕，不代表在香港和台灣「家醜越傳越開」後，公安不會接到指令採取行動。
如果《麥收》是放給當事人看，與及當事人信任的朋友、鄰居、同業看，即使內容有暴露／揭示當事人的身份，也沒有問題，也不會有被捕和被認出和「起底」的擔憂。這樣說可能很奇怪，你可能會問：拍出來給那麼少人看，那為什麼要拍？
正是這個問題，拍攝紀錄片的核心問題：為什麼要拍？
很少拍攝人會明言，不關心被拍攝者的死活，只關心自己成名和發達，像張虹寫自己幾年前的想法：「我是地道的香港人，當然是為了發達，我的偶像美國的Michael Moore，近年大富大貴，我只要裝扮得再左翼一點，為人民服務一點，影片裡再加點三聚氰胺，那我就可以步他後塵，買大屋、揸靚車了。」（頁二，《文化現場第六期》，2008年10月）
張虹想成名和發達，自然會如此搞紀錄片節。但不像她那樣的紀錄片創作人，就會嘗試不一樣的放映方式。
舉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我曾經拍過關於自閉小朋友的紀錄片，從一開始我就沒有想過要公開放映。放映對象是自閉小朋友、家長與及身邊關心自閉症的朋友，和從事自閉症工作的人。拍好後逐一找家長在他她們家放映，跟他她討論我跟自閉小朋友相處的過程，讓他她們從另一個角度看自己和其他自閉小朋友。放映時，也不是正襟危坐安靜地觀影。紀錄片不純然是焦點，也是媒介。他她們一邊看一邊互相討論：「是啊是啊，我的孩子也會這樣。」過動又自閉的小朋友，也難得地靜下來從頭看到尾。有天，一個家長私下告訴我：「我一直覺得自己的孩子很煩，也曾經為此傷心。現在看到才記得，他那可愛的一面。」
這種深耕式的放映，紀錄片成為一個媒介，嘗試將觀眾、拍攝者和議題連結起來，讓三者發生關係，在觀眾和創作人意識層面進行互動。
光譜的另一端是單向式放映，即是電影節和賣光碟。拍攝者和觀眾的關係是單向的，沒有溝通空間，即使安排拍攝者到場討論，那短短十五分鐘，十數到數百個觀眾，那種是什麼的溝通，用屁股想也曉得。
為何單向式放映是那麼強勢的做法，強勢到理所當然似的，拍好紀錄片後就只想到拿去電影節（或戲院）放和賣光碟？
兩個答案：因循和搵錢。香港什麼都講效率，越多越好，前人這樣放映，拍攝人沒有創意因循照做。有賣票和賣光碟就有收入，賣得好就有錢搵。有人望回本，有人望發達。
掌握最大筆藝術資助的藝術發展局，有錢又因循。申請表格和報告都規定申請人要填寫放映人數、賣票收入，將放映局限定型在單向式放映模式，彷彿離開了量化的指標，就無能衡量藝術資助的成效。
今次，當單向式放映遇到敏感題材，求量不求質的放映模式的致命問題終於爆發，將被拍攝者置於極為危險的處境，張虹、采風和導演則企圖利用事件撈本錢。該譴責的當然要譴責，同時，也該是時候好好思考和實驗紀錄片的不同放映方式了。因循守舊，只會助長差劣的紀錄片和不斷膨脹的電影節繼續充塞我們的空間。
錄映力量成員簡勁翔
2009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