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１．１１ 出路
相比起討論地產市場時牽涉個人或財團的利益，一些愛護香港的學識之士卻是亳無私心地替香港把脈，既查問那裡出了毛病，也苦思解決之道。例如享負盛名的經濟學家張五常在《壹週刊》曾一連六星期為香港獻策，《信報》也刊登金融界林森池運用財技來消滅赤字之議。正如《明報》為此而舉辦的一系列研討會的名稱一樣，人人傷盡腦筋思考著：「香港怎麼辦？」
香港在戰後因著國際環境的變遷（中共奪權、韓戰、石油危機、大陸改革開放等），成功經歷多次經濟轉型，先從轉口港搖身一變成為工業中心，然後在八十年代因為工資隨著通脹上漲，廉價勞工不再，工廠便趁機搬到剛開放的中國大陸，逼使香港經濟再一次轉型，發展高增值的服務業（詳見第五章）。然而了這地步，香港長達二、三十年的經濟奇蹟已接近尾聲，快要走進發展的瓶頸。領先東亞「雁群」的日本便率先在九Ｏ年泡沫爆破後停滯不前，跟在後頭的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南韓、台灣），亦紛紛在七年後的金融風暴告別高增長時期，往後經濟只能步履維艱。偏生香港在這痛苦的轉變前夕，遭逢地產狂潮，使宿醉醒來的香港人更覺頭痛欲裂。其時人們慌張地站在十字街頭，不知該往什麼方向發展。社會上下突然驚覺香港早已「廠去樓空」，沒有多少實業在本地倖存，工業早就搬到深圳河以北（中國大陸）了。權貴精英們慨嘆早年的炒風弄得香港「產業空洞化」，一門具競爭優勢的行業也沒有。一些廠家趁機以增加就業機會為名，嚷著回流香港，藉機向政府索求土地、稅務、聘用外地勞工等優惠，走回頭路，對經濟轉型更是毫無幫助。
不止民間社會，政府也在侃侃而談，為香港斷症。過去港英年代，政府不會刻意發展個別行業，只是扮演輔助角色，行業的盛衰跟政府沒有太大關係，此之為「積極不干預」政策。因此財政司曾蔭權口中的經濟「四大支柱」，亦不過是法治精神、公平競爭的環境、廉潔的政府和資訊自由流通等四項價值觀而已。但到了大有為的董建華年代，特區政府便不再任由民間自行摸索經濟出路，改為親自「落場」，讓「策略發展委員會」商議重點催谷那些具潛力發展的行業。可是董建華未能拿定主意，他口中的經濟「四大支柱」轉來轉去，一度定為金融、旅遊、創新科技和航空業，後來又剔除後兩者，改為物流和工商業支援。特區政府還聽從外國專家的建議，把香港定位為「亞洲國際都會」，目標直追倫敦和紐約，要「超曼克頓」（Manhattan Plus），並設計了代表香港的飛龍標誌。主意和言論多多的梁錦松更在Ｏ二年，正式宣佈放棄數十年來奉為金科玉律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修正為「積極為市場創造條件」（Proactive Market Enabler），平白讓國際社會懷疑香港要離棄市場經濟。結果特區政府拋出越多的口號和目標，對經濟困局越是無助，淪為空談。眼見高官不斷為香港在各種國際經濟排名的起跌而樂透或憤怒，為兩餐奔波勞碌、埋頭苦幹的小市民只有感到煩擾。
當失業率在Ｏ二年創下新高之際，「本土經濟」開始天天掛在官員嘴邊，被梁錦松視為吸納失業人士的靈丹妙藥。一時之間，民間跟著鬧哄哄，辯論「二元經濟」，政府也提出許多光怪陸離、效果成疑的項目，例如兩個毫無本地特色的跳蚤市場－－上環「大笪地」和黃大仙「騰龍墟」。結果重新開張的「大笪地」一直無法重現六、七十年代的輝煌日子，以承辦商倒閉收場。而幕後策劃「騰龍墟」的工聯會雖聲稱可替部份失業者解困，但受惠的只有數百名創業者而已，對超過廿五萬名失業大軍來說，不過是杯水車薪，聊勝於無。更何況在「騰龍墟」擺檔的失業者，被指搶走附近商舖的生意呢。
其實在外國人的眼中，香港仍有不少優勢，擁有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可是香港不少的優勢是相對中國大陸而言的，例如法治、言論自由、資訊自由、廉潔的政府、貨幣自由兌換、稅制簡單且稅率低、治安良好等，通通都是中國大陸欠奉的。只是中國經濟騰飛，十年間高速發展起來，香港人懼怕這是一場「龜兔賽跑」，早晚被趕上來，屆時各項優勢將消失殆盡，香港也就完蛋了。於是人們毫無自信地刻意不提自己的長處，只把英語水平下滑等退步的地方一一羅列出來，提醒大家不要繼續「吃老本」，要自我增值、終身學習，打工仔進修考證書蔚然成風，甚至可以得到政府的資助，結果全城陷入焦慮萬分的情緒中。
至於經濟上如何跟中國大陸交往，則是另一個全城討論的焦點。
〔圖表廿二 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ＧＤＰ）比重 １９８０－２００２〕
（圖解請參考本人的部落格 http://hk9707.blogspot.com/2009/05/blog-post_31.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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