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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被禁掉的一代:八九六四與世代交替(討論速記)

 被禁掉的一代:八九六四與世代交替(討論速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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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想到,會有那麼多朋友會在星期一的晚上跑到獨媒 辦公室參加這個討論會,有點被嚇壞,也有點手忙腳亂。

本來,一直在籌備后六四的網絡發展的離線沙龍,因為國內講者機票的安排出錯而取消,在婉惜之餘,想到編輯小西與阿野提出想討論世代問題,趕忙與葉蔭聰商量好題目,打兩通電話,與梁文道和羅永生約定好在六月一號晚見面。因為時間在星期一晚,宣傳緊迫,以為參與的人數不會太多,心裡想著即使人少少,大家圍圈坐也要好好討論這個世代交替與承傳的問題。想不到,七點十五分已坐無虛席,到七點半,辦公室塞得滿滿的,羅永生在樓下排隊坐電梯,而未能現身。結果,討論會開始時,有超過三份一的朋友要站著聽,很多都擠到了電梯口。部份編輯建議移到富德天台,趕忙安排音響、燈光。

沒有經歴過六四的年青人,就六四問題侃侃而談,冰冷的語氣、官家的觀點令人嘩然,這是新一代的問題?還是教育的問題?還是什麼其他原因?這是討論會希望探究的問題。

葉蔭聰透過他今年尋找六四故事的經驗,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曾經經歴過這段歴史的大多數人,反而對這段歴史避而不談呢?是被嚇壞了?還是過去在當下的生活變得不相干?在這種情況下,發聲的只剩下支聯會與捍衞國家暴力兩種聲音,大部份真實的經驗卻變成空白,承傳如何可能?

梁文道提出令他憂慮的幾種思維框架,一種是後現代式的相對主義,對與錯變成觀點與角度的問題(這大概是未來通識的訓練手法);另一種是勝者為皇的「話語權」思維,當下的成功,能淹蓋一切。要抗拒這些思維,他認為我們要把六四與自己的經驗緊扣,六四除了發生在北京以外,也發生在香港。在北京,它是一場反貪污、爭民主自由的運動,在香港,它是一場民族認同的運動。這種民族認同,不是以國家為中心,而是人民間的命運相連,血濃於水。是故,六四的真相、六四的經驗,亦發生在香港,百萬人自發上街支援民運的經驗,影響著每一個香港人,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生態(民主派的出現),亦將索造香港的未來,以至中國的未來。

下半部的討論,我們搬到富德的天台,大家手拿自己的包包和椅子,爬到五層樓梯到天台。其實也不太擠得下,有的朋友要爬到水箱一層,有的要站在台階和圍牆外。大家在暗黃的燈光,高樓大廈圍繞著的一片天下,繼續討論。

羅永生提出,六四和五四運動難以避免的、亦理所當然的,都是神話,大家可能不大了解當中的一切,但卻會為它賦予種種意義,亦會跟隨它而踐行,就像當年六四的學生,他們把自己視為五四的繼承者一樣。而神話的創造與衍生,並不在當時的人,而是在這一刻的當下。而所謂的承傳,並不在於把故事一代傳一代,而是新一代如何繼承這個神話,成為其主體。

剛好路過打醬油的北風感慨地指出,香港在談遺忘的問題,但在國內,大家還停留在六四是否事實的爭論。不過,他對未來仍然樂觀,大家仍舊很努力的發送訊息,而當權者的壓制,變相提醒大家六四的重要性,當大家跳過互聯網的過濾,絕大部份的訊息都是非官方的版本。他希望享有自由的香港,在資訊傳遞上能走出香港本位的思維,把重要的訊息送到國內。陳景輝在歴史資料中,找到很多能建構香港民主運動的元素,希望能填補本土社會研究和歴史的空白。

接著台下的討論,有很多令人感動的代際溝通小故事。阿 ger 談自己在參與后80 P-at-riot 的過程中,如何使母親憶記起當年六四的情境;一位朋友說母親在他三歲時曾在八號風球帶他出去示威,其後十幾年卻沉默起來;另一位 80後,不理父親勸告,積極參與六四廿周年的活動,最後父親終於問孩子:自己是否太自私?十五歲的 女學生談自己如何把六四帶到校學裡,卻被老師指犯規。

承傳也許不是上一代傳給下一代,而是天真磊落的新一代如何讓上一代憶記起、並重新認識和欣賞自己的過去,儘管那是一個創痛、一個失敗。

(簡短的記錄,僅作引子,大家請補充,沒有出席的可看影像資料,以下是第一部份,陳浩倫攝製,稍後會陸續再放上來。另圖片林輝攝自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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