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本地文化評論轉性
從文人南來至今天的文人北上浪潮,香港文化評論事業的道路已走過好一段。正如每位閱讀評論的讀者,在我寫作評論之前,已啃下了許許多多評論。與其急著宣稱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已然來臨,倒不如先想想我們走過什麼的路,那些作者群的問題意識又如何構成了同時代人的文化能力和限制。邵家臻是我高中時期常常閱讀的作家,他也是90年代無數講座和討論會的搞手和嘉賓之一。
在新出版的文集《學習講話》中, 阿臻分析了過去兩年一些公眾人物的公開講話。就像其他文化評論者,這本新著耐性地探索社會現象中的文化含義。例如,分析長毛身上的捷古華拉所代表的符號象徵意義、在日常的政治口號裡頭發掘潛藏的心理衝動,等等。評論者費盡力氣來回奔走於社會現象和文化觀念之間。這許是書中自況以文化帶動政治的意思了。不過尚有更為重要的一股動力,導引著評論人筆墨的流向和分佈。
一如阿臻自道説,以邊緣竄擾中心正是他的進路:“在過去兩年多日子中,我都在進行一項叫做邊緣性的實驗”、“沒有out of syllabus的市場考慮,亦不提供Model answer...,在大事件之外的邊緣議題、努力開拓、耐心墾殖”。貫徹到底的結果是,在他其餘較為集中的作品中,都是圍繞受到標籤和排斥的本地社群,例如青年和天水圍。
有趣是,這一常見的去中心化的評論路線,其實繼承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圍。八十年代《號外》的信念就是超越上一輩南來文人那種祟尚經典與權威的文化態度。《號外》因而突出次文化、少數權利和地下族群的聲音,主辦人丘世文曾提綱挈領地說:“對傳統文化偶像不再祟拜,而喜歡搞點溝通思想的空間,讓一些被壓抑或被排斥到邊緣的聲音有機會發表”。容或有很多地方不同,但無論是《號外》抑或邵家臻在文化路線上都共享著一套“離心”和“邊緣”的姿態。
讀者因此能培養出一股敏銳的辨識能力,既善於聆聽差異少數的聲音,也敢於駁斥主流暴力。不過,這同樣帶來限制。例如,相對於據守邊緣,文化評論似乎不習慣於打造出另一種中心;相對於批判既存的“統識”(Hegemony) 秩序,文化評論也迴避了構建另一套“統識”的需要。
丘世文談道:“大概你總不應該以硬功宣傳和洗腦方式對抗霸權(Hegemony的較負面的翻譯)吧?要不然我們豈不是以一種霸權取代另一種?”在阿臻書中談及“統識”的段落中,也同樣純粹視之為統治集團成功領導全體人民的原委。可是,在葛蘭西(Gramsci)的分析中,“統識”不僅是用作提防的,也是社會主義革命需要模仿並實現的一項任務,即重新搶奪並創造一種於全體人民(People-nation)的層次之上運作的領導權。矛盾是,這要求一套形成寬泛聯盟及力求普遍化的能力和視野,這恰恰又與去中心化的文化批評邏輯南轅北轍。
回想近年有關本土身份論爭,慣於邊緣戰鬥(另一說法是多元包容)的文化評論當然擅於察看建立本土身份可能潛在的排斥性,但卻對於如何形成某種香港人的集體意志和追求、怎樣形成某種具備集體行動能力的共同體則所説甚少。後者涉及的是文化人跟政治社群的關係, 這更是文人北上熱潮中隱而未顯的課題。
(原作者標題為《文化評論的範式轉移?》,刊7月25日明報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