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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多瑪

歡迎來到所多瑪,且讓我為你介紹這座城市裡所剩不多的善人。

例如許志永,香港中學生鄭詠欣最近才在報刊上發表公開信,呼籲溫家寶「用法理來說服我」,有情有理,令人慨嘆,是一時焦點。在我看來,這封信最令人神傷的,是鄭小姐記述許志永被捕幾個月前還親口對她解釋別看截訪的公安很野蠻,而要注意事情好轉的那一面;他說:「中國政府已很努力,要對政府有多點耐性!」

你知道,每次在香港和台灣向別人介紹今天大陸的情況,都有人批評我的立場太過曖昧,取態太過溫和。他們認為中國政府仍然是大海中那頭兇猛的巨獸,獨裁專制,噬人無算,而且絕無任何溫和漸變的希望。而每一次,我都會告訴他們真實的情況很複雜,不要簡單地總體化中國的問題,不要用刻版的偏見來看中國。我說:「要對政府有點耐性」。

我的朋友許知遠也寫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我們這一代》,他說許志永兩年前曾經意氣風發地對他表示「2008年的奧運會將給中國帶來一次巨大變革機會。當全世界都盯著北京時,政治權力將有所收斂,而不同民間組織都刻利用良機,拓展公民社會的空間」。這番話我一點也不陌生,因為我也表達過類似的意見,我也曾對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之後的中國充滿信心。每當外國記者找我談論中國的黑暗角落,我都會在最後提醒他們,永遠要看到光明的那一面,就如我曾提醒你一樣。

而那光明的一面,就包括許志永和他公盟裡的同伴,以及正在崛起的維權律師群體,與其他無數想做好事的熱心人。這個國家腐敗,這個社會冷漠,整個局面似乎就維繫在一個十三億人關於某則謊言的默契之上。儘管如此,卻竟然還有這麼多人願意付出自己的時間,去替陌生人的子女奔走,如譚作人;竟還有這麼多人願意犧牲自己本來可以享受的生活,去替苦難無告的同胞叩門,如許志永。我甚至樂觀到把政府也算進這光明的一面,因為至少他們曾經容許這種昏沉裡的光芒搖曳。也許他們明白,連他們自己人都紛紛捲款而去,用腳對這裡投下不信任票的時候,好人的存在有多麼重要。天不喪予,如果你還能在所多瑪找到一個好人的話。

他們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外面,自由自在地上學成長;卻讓我們的孩子背負債務來接受可笑的「教育」。他們將自己的家人搬到北美和歐洲,享受乾淨的流水和清新的空氣;卻留給我們一片受傷並且有毒的土地。這個國家腐敗如此,這個社會已然冷漠若斯。現在他們居然還要扼殺好人,並且恐嚇其他人打消當好人的念頭?沒錯。所以當你在公交車上被人打劫,高聲求救,卻發現滿車沒有一個人會伸出援手,甚至轉過頭去的時候;不要訝異,因為我們鼓勵這樣的風氣。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當好人也不是不行,但前提是盡量不要自發。等到他們「動員」你了,你再調動自己的善念不遲,就像一個演員調動情緒來刺激淚腺一樣。在這裡,好人最好都是配合政府登場的演員,善意是種需要學習的演技;善惡的標準不來自頭頂的星空,也不來自內心永恒的道德律,而在「感動中國」所界定的範圍。你千萬要小心,知道有人凌辱女子,可不能隨便告發,因為你不知道那個強姦犯是誰;但如果聽說一場運動會要召募志願者了,那你得踴躍報名,不落人後。

忘記許志永吧,忘記那些你心目的「好人」,不要用你高高在上的標準來看待我們,對我們指手劃腳。因為我們中國有自己的模式和道德尺度。

對了,聽說過北京南站附近的「聚源賓館」嗎?裡頭監禁了許多被攔截下來的上訪者,就是許志永會幫助的那種人。他們居住的條件很惡劣,看守他們的人很凶暴,甚至不時強姦其中弱女。但許志永明明知道這種情況,卻還要對香港來的女學生說「要對政府有多點耐性」,因為他太善良了。

如今,好人許志永終於消失了,剩下那批上訪者還在「聚源賓館」裡面呼救呻吟。半夜,他們唱歌,希望引起外頭的路人注意。據說他們唱的是《國際歌》,而中南海就在五公里之外;據說他們唱的是《東方紅》,而毛澤東紀念堂就在五公里之内。歌聲由激憤漸轉淒楚,终於泣不成聲;而街燈,兀自孤冷地亮著。

我不知道你回去之後會如何報告,你明白,中國人是不信邪的。我也早就背棄了你和你所代表的一切。如今,我將留在這裏等待利維坦捲起的巨浪迎岸而來。

我另一個朋友,台灣評論家楊照,曾經在《十年後的台灣》裏寫下這麽一段我屢次引述的話:

「我還記得,我清楚記得,自己年少時候,被美麗島事件與軍法大審震駭,領受到那股歷史性的悲劇感。國民黨威權體制像隻怪獸,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運動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這隻怪獸想:不會再有人敢違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將站在怪獸面前,即使明知將成為下一個犧牲者,即使内心害怕得渾身發抖,也還是得挺身站在那裡。因為,讓怪獸吞噬,是惟一能夠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夠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夠証明我們自主意志尚存的動作,不能放棄」。

他接著說:「我從來不曾自認是個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卻悲劇性地預見:等時機到了,我這一輩的人,會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與猶豫,去站在怪獸面前,被無所不在的極權系统監視、追捕、入獄」。

我知道自己不是善人,但我寄望自己能夠通過那未來的試煉,証明自己。所多瑪,一座惡貫滿盈的城市,它的善人以其自身的消亡來証明這裏仍有善人。

回應

有個道理,希羅多德明白,但中國還有很多人(裝作?)不明白

這個道理就是,由專制政權委任的代理人,他的利益與統治者一致,與被統治者不一定一致。
就像《歷史》第五卷中,那些Ionians的僭主,為了自己的權位幫助大流士途走回國,不惜犧牲Ionians的自由和民主一樣,現在中國大陸各地的黨政幹部、包括港澳的高官,都是如此。

當權者真的關心明天嗎?

"他們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外面,自由自在地上學成長;卻讓我們的孩子背負債務來接受可笑的「教育」。他們將自己的家人搬到北美和歐洲,享受乾淨的流水和清新的空氣;卻留給我們一片受傷並且有毒的土地。"

我真的懷疑他們真的關心那明天嗎?如果是的,那還好,他們還知道怎樣分辨好壞.但我害怕他們只關心今天.另一種的"不明白".

當年大清自己親手把最後一批保皇黨迫向革命黨的歷史, 我怕早晚又會重覆

. 老百姓已經給足了良性改革的機會了.

別看慈禧囚光緒很野蠻,而要注意事情好轉的那一面

當年梁啟超, 可能也對孫中山說過

沒有刻版的偏見來看中國

沒有人質疑中國社會系統複雜,沒有人用刻版的偏見來看中國,但是中國人還要賠上多少性命(還是牲命)才等到呢?

得到好處的人,大都叫別人要有耐性

看梁文道的「所多瑪」,不得不我讓我佩服,他行文的確聰明,以一種迂迴曲折的方式,說自己是正人君子,正如在文章結尾時寫道:「我知道自己不是善人,但我寄望自己能夠通過那未來的試煉,証明自己。所多瑪,一座惡貫滿盈的城市,它的善人以其自身的消亡來証明這裏仍有善人。」
說穿了不就是「歷史日後自有定論」的才子版本。

還是梁在文章中自己招供:每次在香港和台灣向別人介紹今天大陸的情況,都有人批評我的立場太過曖昧,取態太過溫和。他們認為中國政府仍然是大海中那頭兇猛的巨獸,獨裁專制,噬人無算,而且絕無任何溫和漸變的希望。而每一次,我都會告訴他們真實的情況很複雜,不要簡單地總體化中國的問題,不要用刻版的偏見來看中國。我說:「要對政府有點耐性」。

不得不我讓我佩服,梁才子一句「不要用刻版的偏見來看中國」,將中共政權與人民綑綁在一起,刻意以曖昧掩飾其為中共開脫的立場。

我們可以對比安裕在8.16明報的文章「隻手遮天」來看,就有一種照妖鏡的功能。安裕寫道:這些年來,特區社會極其流行一種說辭,便是「中共總的來說比起文革年間或改革開放初期來得開明進步」,認為物質會由量變而質變,積小變為大變,積小勝為大勝,於是開始認定,內地政治或社會上的種種畸怪現象,都是不識中央精神的官僚造成的,他們都違反了中央精神。這些話初聽起來倒也合符邏輯,然而時日久了,地方以至中央官僚的惡行仍然從未止息,這到底是中央政令不行,抑或中共本來便是這麼回事?

廖承志在北京與香港親中傳媒負責人座談時說﹕「我們的愛國報紙,在宣傳安定團結形勢上不能打折扣,有利安定團結的就宣傳,不利於安定團結的不宣傳。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首先要問,這個新聞究竟是否對國家有利,對革命有利。」

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人裏最有才氣的一人,活潑開放的廖承志也有著如此新聞觀,其他的官僚可思過半。所以,不讓不利國家的消息見報,絕非一般官僚擅自作主,這是由來有之的中央精神。

安裕所說的:「不讓不利國家的消息見報,絕非一般官僚擅自作主,這是由來有之的中央精神。」針對的就是梁才子之流,曖昧地為中共開脫說的:每一次,我都會告訴他們真實的情況很複雜,不要簡單地總體化中國的問題,不要用刻版的偏見來看中國。我說:「要對政府有點耐性」。

還是魯迅說的:得到好處的人,大都叫別人要有耐性。魯迅的偉大,正是他死了許久,仍然一語中的,道出中國文人的根本奴性。

又是動機論。

中國人就是那麼喜歡去猜人用心的了。

如果梁文道是被中共統戰了的話,我想不出他告訴我許志永的事跡會如何讓中共得益。

不是動機論,而是從表象分析用心。

這就是小罵大幫忙的技倆。文匯、大公常用之法,別被瞞騙。

好人的耐性

一、梁文道自承是「叫人有耐性」,他是否因得了好處才這樣,不知。但文意是大抵後悔如此做。梁氏覺得自己與許志永同樣,都是「叫人有耐性」的好人,現在應呻笨。對此,我無異議,反正每個人都想感覺自己是好人。
二、許志永的事,不用待梁先生來告知吧?
三、動機就很難猜。我可以猜想,爭取民主的人只是一個宣泄口,反正代你發了聲,你就如同貼了止痛劑明天繼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我可以猜想,拘捕維權人仕是讓人早日對專制政權絕望,「曲線」催生民主。所以,動機難猜,也不必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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