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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論五區總辭(1) - 溝通還是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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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五區總辭1 - 溝通還是企硬

前言:

近日五區總辭已經在社會引起不少爭議,但觀乎近日在主流傳媒看到的卻是不少名人學者,甚至泛民中人對此方案的反對聲音;反觀網絡上卻是支持的聲音佔絕大多數。到底是網民脫離了主流民意,還是主流傳媒有意塑造合自己心意的民意,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但24/8/09明報孔誥烽的”給公投一個公平開放的討論空間”稍有論及此話題,有興趣的可看該文。

還有,事先聲明,頭三篇文的初稿在22/8/09已經寫完,一直沒時間完成,到了24/8/09時,卻發現我寫的部分論點和孔誥烽的文章不謀而合。

我個人傾向支持五區總辭,但是到底是反對的聲音有道理,還是支持的聲音有道理?
在第一篇文,我會說一說我為何不認同香港民主派爭取民主的方法,及五區總辭的重要性何在。
在第二及第三篇,我會討論一些反對意見。
在第四篇,我會談一談辭職補選失敗的可能性和對社民連的考驗。

1.溝通還是企硬?

在討論五區總辭是否可行之前,我先問一個問題:先假設五區總辭真的有問題,但是,泛民還有甚麼其他方法?
在這一次,泛民及一些學者在反對五區總辭時,卻沒有交出另類方案,說得最多的卻是"溝通"。

難道泛民及一些支持民主的學者,真的以為"溝通"、"不搞對抗"就能帶來民主?
他們豈會不知道中共的歷史?中共曾經有"在自己手擇絕對軍政財力優勢時,卻和對方溝通,作出讓步"的歷史嗎?綜觀中共的歷史,除了中印邊境戰爭,中共在自己稍有優勢時作出了讓步外,我沒看過中共會向一些比自己弱勢,又連稍為有對抗的行動也不敢有的組織作出讓步過,反而經常地以各種方式鎮壓他們,例如反右運動中的中國民主同盟就落得被打為右派的下場、89年的六四事件等都是清清楚楚的歷史事實。

無論中外各國人民追求民主政制的歷史中,包括某些學者稱道的南非和解模式,都是先有一些反對派合法或/和不合法地以強硬的手段和立場作出抗爭,去迫得當政者不得不去處理反對派提出的訴求,為反對派中的溫和派跟當權者鋪好通往談判桌之路,到了當政者不得不在維持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和溫和派溝通,和解和讓步才能成功的。

以南非為例,當初曼德拉被拘捕的原因,不只是因為他反政府,還是因為他建立了軍事組織”民族之矛”,以武裝鬥爭的手段去迫當權者讓步;到了當權者和曼德拉和談,其基礎還是在於當權者不想再和反對勢力作血腥的武裝鬥爭。

說到激進、企硬,一個完完全全地在香港的法律下進行的總辭及補選,和南非推行武裝鬥爭的"民族之矛"比,那個激進、企硬?在我眼中,五區總辭甚至不佩以"激進、企硬"來形容,它不過是一個在香港如此溫和的爭取民主運動中,一次稍為強硬的表態罷了。

人們從電視、報章看到的是風光的民族英雄,卻忘記了為這些民族英雄的崛起而堆土砌壘的強硬派,就只會去歌頌這些民族英雄,以為和解、溝通是解決方法,卻漠視了和解溝通出現的前提,就是要有一股迫得當政者不得不坐到談判桌上的政治力量。

問題是,香港的泛民主派,卻是個個都想要當英雄,都想選擇做"精人出口,笨人出手"的溫和派,沒有人願意當強硬派。沒有人企硬的話,中共就能不斷地以其宣傳機器去把這群明明"溫和到令人生厭"的泛民描述為激進派、”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派。在這種惡性循環下,香港的泛民主派,如果跟隨中共的宣傳機器起舞,中共不斷指鹿為馬地說泛民激進,泛民就急急忙忙地大叫自己溫和,還不斷地想方設法表現自己是如何地溫和(不客氣地說,表演自縛手腳),最終,這樣越來越自縛手腳的泛民,和在中共旗下那八個名為"民主黨派"的政黨、在中共容許的範圍內,說一些中共容許他們說的反對意見的政治花瓶又有何分別?

我不是說香港的泛民就要全部都走激進路線或是學民族之矛,也不是說中共說甚麼泛民要倒過來做,但是請問各位泛民中人,你們憑甚麼讓中共坐到由你們設定議題的談判桌上,而不是任由你們不斷地大叫"溝通""溝通",也依然紋風不動,偶然就稍為動一動指頭,讓你們有"中共要和我們溝通了!"的遐想,遐想過後卻發現這不過是自己的一廂情願,直到你們這一代泛民老的老、死的死,到了不得不交棒時,交給我們這一代人的卻是和中共旗下那八個"民主黨派"一樣的成果?如果不去推行群眾運動,以群眾的聲音去讓中共坐到談判桌上,你們憑甚麼和中共談判?
近年的泛民,越來越失去領導民主運動的能力,越來越不懂群眾的心態,越來越被動,要群眾自發組織運動,到了稍有所成,泛民才會懂得出來參與,倒董運動如是、保衛皇后碼頭如是、在政府總部通宵靜坐等也如是,泛民變得越來越不懂主動發起群眾運動,卻只會在群眾自發運動到一定程度時才出來參與,跟著群眾的尾巴,而不是負上作為民主運動的領袖的責任,去發動和教育群眾如何爭取民主。這樣的泛民,如何才能說服群眾,你們是真心的追求民主,真心地關注香港的社會發展,而不是像曾蔭權那樣,把自己的議員職位當作是一份工來打?

這次的五區總辭,所要做的,也不過就是稍稍表現出香港人對爭取民主的決心,讓中共沒有籍口說"只要給香港人經濟上的甜頭,香港人就不會爭取民主的了",而是清清楚楚地明白,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決心,不是用甜頭就能收買的;不過是以群眾運動來對民眾作出動員和教育;更重要的是,也不是過是讓被群眾領導已久的泛民,重新負上他們作為民主運動的領導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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