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到中大演講，大談「領導的包容藝術」。在回答同學提問的環節，有部份激進的同學直斥他只在說廢話，使他不太想問問題。

大罵政府，痛批各界社會人仕，在香港裡絕對是司空見慣，從立法會內部份較激進的議員，到維園怒氣沖沖的維園阿伯，香港人早已是習以為常。在被指是政治冷感的香港，這種行為也許能製造gimmick，引起公眾注意，又使在看的人感到大快人心、渲洩壓力。

但想深一層，這種做法究竟能帶來幾多的實際成效？是不是利用罵聲便能解決問題？對於慣於應付責罵的政府高官來說，其實只要耍一耍官腔便可以了。比較厚臉皮的，甚至會選擇不回答(最經典的當然是當年葉劉淑儀以「無禮貌，唔守規矩」來拒絕回答議員的質問)。再看看中大的同學，他們一直反對劉遵義的施政，對此進行冷嘲熱諷、反抗，甚至破壞別人的畢業禮。但結果是，一切還是舊樣子，他們反而使校內外的人感到反感。令自己「谷氣」之餘又損害自己的形象，實在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可惜的是，近年這種「鬧人文化」越吹越盛，有些人甚至是為鬧而鬧，或者是「鬧完先算」。這是一個不好的現象，不單是因為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更是因為這會使我們錯過正視問題、把它糾正過來的機會。

以早前特首曾蔭權的代表港人論為例，他此言一出，首先令在場的議員反感，繼而在民間掀起一股「曾蔭權不代表我」的浪潮。本來這會是一個好時機，讓社會各界討論一連串有關身份認同的問題：什麼能代表我？我又代表著什麼？什麼能代表香港？電視台晚晚在宣揚的香港力量究竟是什麼？然後再進一步把這些問題帶到其他的社會議題上：人人都說正在規劃中的西九文化區是屬於香港人，是需要得到大眾的認同。而要做到這點，便不得不先弄清楚以上的問題。

但現實是，在責罵過後，在憤怒過後，在發洩過後，除了得到曾蔭權的道歉外，一切還是舊樣子，身份認同的問題還是存在。

要有效解決問題，責罵並非良策，而是應依靠理性的對話，而且是有建設性的談話。所謂有建設性，不但是能夠指出問題所在，更是給予解決問題的提議。這樣做雖然不能保證對方一定回應，但至少讓談話有實際的內容，給對方有思考、回應的空間。更重要的是，能藉此展開有連續性的溝通，不但可以解決問題、還可以令事情不斷進步。

罵人很容易，每個人都做到，但要建立有建設性的對話卻非易事。不但要了解事情，分析出問題所在，更要對事情背後的種種資料有一定程度的認知。這樣才能提出有效的建議來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