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事件的意義，不單決定於組織者與參與者，還在於人們的詮釋，「反高鐵」運動是個很好的例子。
呂大樂在一月十九日的《信報》中指，「反高鐵」的圍堵行動不是和平抗爭，是衝擊立法會，違反「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這樣的描述與判斷呼應不少媒體的影像畫面，讀起來似乎順理成章。這樣的詮釋如果是出現在報章社評，我是見怪不怪的，反正部分媒體的公信力已江河日下，但出自本地重要學者兼泛民人士呂大樂的筆下，其意義非凡，讀後實在感到有需要認真指出呂大的錯誤，包括事實上、概念上與邏輯上的錯誤，因為，它們不是偶然的，而是非常系統地出現，嚴重扭曲香港的政治討論空間。
針對官員及保皇派
首先，呂的錯誤不在於他自認的「保守」，保守也可以基於事實，可以概念清晰一致，合乎邏輯。呂在文章中沒有說明，示威者違反的「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是什麼。一群自始至終皆在議會之外的群眾，到底如何違反議會的規範與倫理？除了一次旁聽席上喊口號，短暫打斷了會議一陣子外，議會的討論與表決沒有被打斷過；除了落在黃宜弘頭上的膠樽外，沒有議員與官員被襲。事實上，連那個「神奇膠樽」到底是誰擲的，也存有爭議，有現場參與者在電台節目上指控是便衣警察所為。
其實，示威者圍堵行動的對象，根本就不是議會，衝擊的不是立法會，而是官員與保皇派，否則，何以圍堵行動會在表決最後一刻才開始？何以組織者在議會外集會，群眾要花幾十小時看議會直播？示威者圍堵立法會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知道快要表決撥款時，有感過程與結果不公義，所以，要求鄭汝樺代表的行政當局（而非立法會）跟反對者對話與撤回方案。
群眾在圍堵的過程中遇上了警察的阻礙，發生了衝突，部分人推撞鐵欄與防線，警察發射胡椒噴霧，許多市民也坐在馬路上。他們的確違反了警察的命令；在警察眼中，大概也是違法的。
不過，違法跟衝擊立法會這個制度，或違反議會規範與倫理，在分析上是截然不同的。把這些不由分說地混在一起，令人感到莫名奇妙。
不管你是否同意反高鐵人士的立場或策略，以上都是基本事實，也在媒體的資料中（而非印象）得到確認。我不明白為何呂會把以上化約成「衝擊立法會（議會規範與倫理）」，他更順勢把示威者描述成「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
從上文下理，我只能看到一個原因，就是呂太急於宣示自己的民主運動策略：「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因此，有意或無意地豎立了一個稻草人來打擊。
筆者不是要跟呂大樂辯論他的策略好壞，我只是想指出，要確立任何策略，不應以違背事實與扭曲概念的方法，把各種社會抗爭化約成「溫和理性」或「激進盲動」，而不去理解社會行動最基本的動態。我不想猜測呂大樂的動機，但如果有人故意這樣做，是不誠實，是不道德的。
呂大樂的文章後半段猜測輿論的走向，估計運動的成本風險，我不想就着這些猜測與估計爭辯，因為，有意義的討論，除了需要宏觀的分析，還應該建基於對社會運動行動者的經驗性觀察、認真的詮釋以及具分析性的概念。當某個社會運動不符合自己預設為「理性」的秩序與規範時，便化約成「全面否定秩序與規範」，這種二分法（在一系列呂大樂批評「五區公投」的文章也約略看到，此處不贅），並不符合最基本的社會學分析要求。
早於五十年代，著名的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曾批評當時流行的「結構功能論」，他指出，高度抽象化的「規範」、「體制」、「秩序」等概念之間，形成一種封閉的語法關係（syntax），並不是有助理解現實的語意（semantic）工具。行動者在具體的結構與歷史脈絡中的實踐，才該是一個具有社會學想像力的人關心之所在。
開拓新民主運動
我在這裏不妨「利益申報」一下，我是「反高鐵」運動的參與者。這場運動讓我看到的，不單不是「衝擊議會民主」，反而是以「議會」作為舞台（因此，據我所知，一些反議會的行動者曾對此頗為不滿），試驗、實踐與擴展民主的內涵，這包括結合戶外直播議會實況與大型群眾集會的創舉，訴求上把過去二十年的普選與平權聚焦在功能組別的特權，透過菜園村，使之與近十年社區文化民主論述融合，提出另類發展的願景。這已不是「普選運動」與「文化保育」四個字可以概括了。
「八十後」的旗幟，更嘗試開拓一個新香港與新民主運動的視野。看着那麼多年輕人的直接情感與自我組織力量，比較起平日乖乖坐在教室的學生，那種場面實在讓人感動與驚喜。身為參與者，也許我有浪漫化運動的傾向，但我很難想象，參與了香港民主運動二十多年的呂大樂，竟然可以對這些隻字不提，無動於衷。
要充分了解這場運動與帶來的變動，時候尚早，自問力有不逮，但怎樣的詮釋或研究，也不能脫離事實，而固有概念更不能不加分析地亂拋，反而需反省批評。究竟呂大樂預設的「秩序與規範」是什麼？在現有建制秩序遭到如此大衝擊的時刻（不是政府「民望低」那麼簡單），該守護的「秩序」與「規範」是什麼？恐怕答案不是一句「議會民主」或「保守」，便可自圓其說的。
《信報》，2010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