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2010年1月，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以保健名義推銷某大人造牛油品牌。
2010年1月18日，不少英國報紙都以“名醫呼籲禁用牛油”作為頭條新聞。同日，英國廣播公司高調地在早晨新聞節目中直播訪問這位名醫、倫敦心臟醫院的手術專家Shyam Kolvekar。名醫表示，在英國，飽和脂肪每年導致六萬多人因心臟病喪生：他認為只有大刀闊斧，才可減少靑壯年心肌梗死和動脈硬化患者的人數。為減少民衆攝取飽和脂肪，他建議全國禁用牛油，採用低飽和脂肪的牛油替代品。如此經名醫指點，着重健康的消費者們，就應該更容易作出精明的選擇了。
乍看來，這件事突顯了西方自由社會的優點：市民一般受過良好敎育，在開放社會接受不同的資訊，按個人喜好或要求分析後，自由購買適合自己的商品。在自由市場裏，消費者購物，就如同對選購的品牌投下信心的一票；而在“消費者至上”的意識氛圍下，他們甚至乎會覺得自己的選擇或多或少會操控着商品的生殺大權。因此，這些有公民意識的消費“選民”們，認為自己會有很多辦法可以監察一衆“候選”商品在價錢以外各方面的表現：從健康程度、是否環保、包裝觀瞻、有無履行社會責任，以至對產地農民的待遇等等，多角度地衡量商品是否値得他們的一票(購買)。當我知道某種品牌的牛油不符合我最新認識的“低飽和脂肪”標準時，我這票就很自然地會投給名醫推薦的牛油替代品了。
心臟名醫關於飽和脂肪對人有害的說法沒有錯。然而，媒體對名醫呼籲禁牛油排山倒海的宣傳，卻巧合地同某大品牌“低飽和脂肪”牛油的促銷計劃步調一致。果然，經有心人查證，名醫的懇切呼籲，正是該品牌聘用的公關公司聯絡各大傳媒以“新聞”的形式發表的：報章上的相關報道為了協助消費者，更將各種牛油品牌列表，強力推薦那種健康十足的低飽和脂肪品牌。其實，如果名醫認為牛油的最大問題是飽和脂肪，哪他為什麼只提出禁止牛油，而不是所有含有大量飽和脂肪的食物？譬如，冬甩、薯片都是英國人常吃的高飽和脂肪食物，名醫為什麼就不提出要禁止呢？
原來我們的“精明”，不但都在大資本家的計算之內，在一定程度上還是由他們和傳媒共同養成的反射動作。這樣，消費者們不但以為自己在行使自由選擇和監察商品的權力，而且在對商品的要求上，又可以表現出與衆不同的個人風格。
美國糧食農業學者Lawrence Busch 和Carmen Bain在2004年《Rural Sociology》第三期上發表的論文指出：在九十年代以後，隨着國際糧食貿易的急速增長，世界貿易組織執行的各項全球性守則和規章制度，為私營糧食產業在國際範圍內的鞏固和擴張打開了方便之門。在這個過程中，私營機構自定的跨國食品認證標準，逐漸取代各國政府的有關規定，成為推動全球糧食生產銷售的主要力量。而主導這些私定食品認證標準的，正是操控銷售的各大零售集團。具體地說，符合國定的食品標準，已經不是一種食品進入市場前需要越過的唯一門檻：因為各大跨國零售商（如連鎖超級市場），往往以業界自定的認證標準採購食品，使糧食生產者不得不就範。
這種由零售界自定的食品認證標準，似乎對消費者更有保障，但其問責性卻十分成疑。很明顯的，這些業界自定的標準，需要一種“獨立的”審核機制，才可建立公信力；因此，為產品 “認證”、“標籤”的行業便應運而生。値得玩味的是，這些審核機制，往往是完全“獨立”於消費者的。兩位學者討論至此，也承認這些私定機制有很大的黑箱作業、利益輸送和名不副實的空間。當消費者對食品在價格以外提出更多方面的要求之時，他們卻被排除在這些由國家力量推動的業界自定機制之外，這在事實上就容許資本制定合乎它們牟利需要的各種“獨立標準”。
因此，這個看似多姿多彩、充滿選擇的社會的眞相，是寡頭資本以至壟斷資本，不斷地壓縮消費者作出眞正自由和民主的選擇的空間。不過，當消費者感到快要窒息時，很多“粒粒皆辛苦”的糧食生產者，早就成為了這種國際貿易的犧牲品。
歐美各國在聲色俱厲地要求全世界開放市場、容許自由貿易的同時，卻反其道而行之，傾力資助自國農業：歐盟在其2007至2013年度的預算，撥款776億歐元資助漁農業；而美國政府單在2006年一年，就花費134億美元的農業資助。正是這種舉世無雙的資助水平，使歐美農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獨佔鰲頭。
二戰後獨立的一部分前殖民地，為爭取自主發展，在六七十年代大幅舉債進行工業化。但在石油危機激發的世界資本主義蕭條後，這些負債累累的國家，自主工業成本急升、出口市場萎縮，為了避免國家破產，在八九十年代不得不接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提出的“搶救”條件，接受大幅度削減政府開支、解除外匯金融管制、撤除關稅、瓦解自主工業和容許西方廉價農產品進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三十年前還是稻米自足有餘的海地，在九十年代中被美軍“解放”後，被強制解除關稅、接受大量美國政府資助的廉價大米，使本國農業全面崩潰。失去生計和土地的海地農民，唯有離開農村到城市謀生，但落後貧窮的城市，也沒有工業聘請他們，他們最後只得淪為貧民窟的“化外之人”；很多貧病交加的失地農民，在環境惡劣的貧民窟中，未經過這次世紀震災已黯然逝去。更可悲的是，海地人民的慘況，已是很多落後國家農民的寫照：在西方壟斷資本主宰的國際農產品貿易中，弱國在農業破產和工業消亡的雙重打擊下，貧民窟現象正不斷擴散蔓延，正如美國學者和評論員Mike Davis 所指出，我們已活在“貧民窟星球”（Planet of Slums）了。
這種由制度失衡導致的落後國家農民有地不能耕、以至成千上萬地貧餓而死的慘況，決不是壟斷資本慷慨多給部分小農一元幾毫的所謂“公平貿易”所能解決的。表面上，發達國家的農民是這種制度的最大得益者，他們得到的也不過是民主國家公民通過自己制定的政策得到的“好處”。然而，已有學者指出，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很多美國農民的處境，已倒退回奴隸制時期：失去選擇作物的自主權、無力與壟斷市場的買家討價還價，更有不少農民因營利無望、債台高築感到四面楚歌而自殺。連美國的農民也會遭遇這種困境，相信對許多讀者來說，是匪夷所思的，但事實又確實如此。關於發達國家農民所遇到的問題，將在下一篇文章討論。
原載《澳門日報》: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0-03/15/content_43842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