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火龍》 或創傷的主體
都說《火龍》是一齣本土味十足的警匪片。幹探當然超現實地剛烈與勇敢；他掌管的隊伍中總有個既傾慕自已又聰慧的女同袍，也有個手法熟練的老鬼下屬；僵化的上級又不信任他；最後發現惺惺相惜者才是死敵。此外，總不乏那種發生在摩肩接踵的港式街頭之追逐場面，疑犯瞬間變裝成途人，敏銳的他千鈞一髮將之辨認等。這都是何等熟悉。但《火龍》不止於此，因它重新鑄造了這幾年接二連三出現的某種幹探形像。
說實在的，那一常常出沒在警匪片中的英雄般的形像，不論是幹探或江湖人物(港產片的傳統中，兩者往往是異體同源)，其吸引之處，恐怕不是他如何手握槍桿子或西瓜刀以一個打十個，而是表現在銀幕當中的某種角色與秩序之間的根本衝突：不是秩序決定人，而是由人介入並再造秩序，用《火龍》中黎明的一句簽名式對白，它顛倒了常見的叫人「現實一點」的認命態度：「無信念就死路一條，這才叫現實」。不像在責任問題上開小差的小男人角色(影評人朗天語)，這類電影的主角可能像《古惑仔》的陳浩南，於唯利是圖的世界中執著義氣，這對應了90年代香港的紙醉金迷；也可能像《英雄本色》的Mark哥，在大勢已去的情形下依然執著一個收復失地、重奪尊嚴的機會，這又可和戲院外的80年代中後回歸之大局已定，人心惶惶香港不再的焦慮情緒相通。好了，那《火龍》又有什麼不同？
《火龍》中的超級警探都一樣意志超強、爆裂和果敢，為自己心目中的秩序而鬥爭奮戰。但凡此種種皆縈繞著一股創傷。警員文方(黎明飾)因懷孕的太太在電車上被一個小偷殺死，而陷入深深的思念，鍥而不捨終日追查誰是兇手，而且把悲傷轉化成辦理其他案件的火爆原動力；另一位紀Sir(任賢齊飾)則深陷在升遷中的挫折，怨忿制度和高層的無能失效，而選擇成為賊匪。就是說，幹探都由各自的傷痕構成。
近年，港產片的幹探大都多了份憂鬱，眼框也持續地深藏一股淚水。數年前導演陳木勝的《三岔口》中警察孫哥哥(郭富城飾)一角，便鮮明地勾勒出一位拒絕愛人之死、不斷重溫美麗昨天的憂鬱形象：他已不再個敏於破案緝匪的陽光警察，工作只是為了填滿憂傷；到了《証人》，警和匪都同樣深陷於過去的哀傷，而這是由自己親手造成的；再回到《火龍》，創傷已不是如《三岔口》般由意外造成，也不是如《証人》般懺悔式的，而是指向外面，即一道由小偷和科層制割破的傷痕。但無論意外、懺悔還是外界，主角們的火焰均無法割離於過去的某段記憶和自我的創傷。有趣是，這放在今天的香港閱讀，恐怕不難找到知音。
像是香港電影本身，人們不是常常被警告要放開懷抱不要死抱港產片定位不休嗎？在政治問題上，人們爭取多年、珍而重之的雙普選，不是一次又一次被拖延和否定嗎？在城市方面，推土機不是不斷掏空我城的地方和記憶嗎？例子當然可以列舉下去，但重點是，回歸之後，再加上社經環境的鉅變，香港人既存或形成中的身份認同正在不斷遭到威脅和貶抑。當然，好些人也開始回頭正視自己的過去，努力在迷失的局面中定位自己。就像上述幹探，擺在他們面前、無從迴避的問題已不僅是來自外在的秩序，而是如何從自己腳下的軌跡重塑主體的認同。
此文刊於今天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