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五月一日勞動節，去了職工盟主辦的「反貧富懸殊，五一大遊行」，沒想到，這一行，竟給我帶來一種無力感和再一次的自省。
在維園集合的時候，看見有很多外藉勞工在此，他們是這資本主義社會下數量頗為龐大的受壓逼者。後來發現菜園村的村民也來了，這是事前不知道的，說起來，也很久沒見菜園村村民「出動」了。這次遊行，跟游伯一起走了半程，他牽著我的手，跟我說了很多話，除了噓寒問暖外，還談了很多，游伯說，這次出來，除了是為了重建菜園村的訴求，因為政府遲遲未批復耕建屋牌照，還有希望為勞工給予一點的支持。
遊行了一大半，菜園村的村民先行離開，因今夜劉皇發會到村裡跟村民開會，商討搬村的問題。
到達政總，大家整頓下來，突然看到對面的一張banner吸引著我的注意，映入眼簾的是「惠州市大亞灣塘尾村村民」。心頭一震，只因我小時候曾在塘尾村生活過(注︰塘尾不是我的家鄉，只是有朋友住在那，同是惠州/惠陽，因此到塘尾的次數很頻密)。塘尾村發生了甚麼事？看到其他的示威牌寫著「還我資產權益」、「嚴懲僱請打手」、「內地村長權力大過共產黨」、「我們是權力傲慢的受害者」等標語，我很好奇。
膽粗粗的走了過去，跟其中一位嬸嬸打招呼，以一句「我在塘尾村生活過」打開話閘子。嬸嬸懂得聽廣東話，但為了方便她，我轉用了客家話與她對談。表明來意，嬸嬸開始跟我訴說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
嬸嬸原是深圳龍崗區的居民，丈夫是塘尾村的村民，但自結婚過後便搬了過去龍崗居住。塘尾村95年換了一個新村長，起初也相安無事，但後來一些塘尾村的村民離開村落後過了香港或其他地方居住如嬸嬸的丈夫，若他們的父母死後便沒有土地的繼承權，而土地便被村長充公，即使是93年在股份制下獲得的資產，也沒有任何的賠償。問及村長是否把這些地賣掉，嬸嬸說，村長把這些地租予工廠賺取租金，也分了一些給他的親屬。
說起來，我已三、四年沒有回塘尾了，但是早幾年回去的時候，也見到工廠不斷的增加、道路大肆的翻新，跟我小時候認識的塘尾相比，已變了很多很多。
不久，嬸嬸介紹了她丈夫的兄弟給我認識，讓他繼續跟我談這事(大懵的我也忘記問他們的姓名，也只好以代號暫稱)。這位大哥現居於塘尾村，因為哥哥面對這個問題，他也因此插手，他說，已為此奔波了六年。六年，即2004年開始。大哥說，他們曾到惠州市政府告狀，不獲接納，再告到廣東省政府，省政府叫他們把案件交回市政府處理。大哥說告狀的行為村長也知道了，然後他的兒子帶領一幫人去毆打他們，派出所在大哥家附近，然而，公安不理會，還謂這只是普通的「爛仔交」。
問大哥是次有多少人一起同來示威，他說有十多人，嗯，數目不算多，但畢竟也發聲了。大哥說，他們還打算到北京上訪，我不知道他們有否聽聞過上訪人士的個案，但我身處這個尚算自由的地方，得到的資訊畢竟比他們多一點。其實想跟他說不要把抱太大期望，內地對於上訪的打壓也很厲害，但話到嘴邊，不想令他們的一絲希望也消失，只說聲一切小心。
六年，是多麼的累人，他們意識到地方政府一層層的包庇，我猜他們心灰了，故此來到香港。他們也想吸引香港人的眼球，或許他們認為在香港這片土地能較自由地發出他們的呼聲，可能會有點用。我跟大哥說，我們香港好不了多少，先有菜園村因高鐵建車廠及救援站而被逼遷，現又有新界的農村被地產商逼遷。
另外，內地的逼遷個案實太多，形式也各有不同，我只怕，即使他們來到香港，也會因香港人看慣這類新聞而無麻木，最後只會變成「消費」一宗新聞及個案，即使逼遷發生在我們的土地，香港，關心的人其實還不算多。
或許我也是自私的，若不是我曾在塘尾村生活過，我也不會走過去了解。
他們這樣的個案，在內地媒體面前曝光的機會不大，在香港也不知能否吸引主流傳媒的注意，在談話間聽到某村民說「他/她說會把我們的事放上網，讓事件在網上流傳」，不知道這個他/她是誰，但還是有有心人的。
關於這宗個案，我也請教了朋友關於這些個案的資料，也在網上查找了少許資料。友人說，在內地的法律，土地是屬於政府的，即這些土地是屬於村委的，村長有權隨時收回土地，且可不給予任何補償。雖然有物權法表明「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到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但未明確表明如何保護農村的集體所有財產。
內地的法律很複雜，在這法律下，該村村長的所為看似合理，而且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雖然骨子裡老早不是了)，財產理論上應是公有的。雖然我討厭資本主義至上經濟為先的意識形態，但是當中對私有產權的界定及保障卻是值得重視、予以保留。
對於這宗個案，暫時我也無從驗證，只是簡略把事情勾勒出來，但我仍選擇相信他們，因為在內地，這些光怪陸離的現象不斷發生，把這故事轉述，只是想把他們的聲音帶出，呈現於人前。
後記︰在跟大哥聊天期間，也有一、二個村民搭嘴，好奇我在幹甚麼，知道後，他們問我朋友是那一家的，我說了朋友爸爸的名字後，有一位大叔竟能說出我朋友的名字，說他的女兒跟我的朋友是由小學直到現今高中的同學，頓感，世界真的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