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高鐵運動以後，談『八十後』或『第四代香港人』都好像談得太多了，這大概說明了我們這一代人，其實真的有太多話想說──或是有太多話應該說而沒說，反而被其他人代我們說了。若說我們這一代人真有甚麼鬱悶的話，大概就是空有理想，卻因種種原因難以將之變成現實。遙思先輩，我們也許都羨慕活在五四運動那時代的青年，能爆發出改變國家命運的能量。
亂世出英雄，那個時代，是個人才輩出的時代。五四運動的學生組織者，像羅家倫、傅斯年、段錫朋等，後來都成了政治和學術界舉足輕重的人物。而他們的先導者、新文化運動的年輕學者陳獨秀、魯迅、胡適、周作人等，開啟了中國文化的新道路，也間接催生了五四運動。
然而他們的成功，不得不歸功於一個他們兩代人的前輩：蔡元培。蔡元培當時是北大的校長，任內羅致了胡適等一班年青學者，讓朝氣蓬勃的他們改革當時的北京大學；他兼容並包地找來不同立場、不同專業的學者，使學生們體驗到一流學府應有的學術自由，大大開闊了他們的想像空間。到了1919 年的五四運動，北大學生在運動中起著帶頭作用，蔡元培雖曾極力反對他們罷課，認為應救國不忘讀書，但當五四的青年行動者發了狠，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之後，三十二個學生被捕，蔡元培卻用盡方法去營救他們。五四運動過後，他不但不將發動運動的學生看作搞事分子，更力薦五位學生組織者取得獎學金，到美國留學，見識世界最新最好的知識，因為他看到了這些願意為走在社會之前的人的潛質。
我從來都認為，不同世代並不是本質上對立的。不同世代的人所追求的或有不同，但不見得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真正的對立，其實是強權和公義間的對立，是既得利益者和弱勢間的對立，是特權階級和普羅大眾間的對立，而這是每一個世代都關心和重視的，只是年青一輩更願意將矛盾宣之於口而已。上一代可以做的，便是用最大的耐心和能力，讓新一輩可以有最大的發揮空間，就像蔡元培一樣。
五四運動離我們這一代太遠，接近一世紀的距離使我們不容易感受那時代的脈動。但如果翻閱歷史，在那個內憂外患、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年青人間逐漸醞釀出的那種『但開風氣敢為先』的氣魄，其實並不陌生。當然今天的香港青年不用面對戰爭禍亂，不似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車站、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我們身處的是全球化的數碼世代，物理的距離已被大大消除，因外地而來的威脅，不是戰亂，而是被搶走工作、奪去機會的恐懼，或曰被邊緣化的恐慌。我們不再談甚麼『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卻怕在全球化和大國堀起的洪流下迷失自己。我們不再為吃飽穿暖而擔心，但卻為社會的權力不均、貧富懸殊而憂慮。處境不同，衝勁依舊。
因此，09年的5月4日，是五四運動九十週年， Roundtable 乘時發起了一個叫『青年願景──對香港的六個冀盼』的宣言，得到超過四百位來自研究及學術界、文化藝術界、傳媒界、非政府組織的青年公民社會成員聯署。這個宣言以陳獨秀先生在1915年為新出版的《新青年》寫的發刊辭為藍本而寫成，藉六個願景（知性的而非官僚的、流動的而非停滯的、多元的而非民粹的、開放的而非封閉的、國際的而非孤島的、我們的而非無根的）展示我們對現時香港社會的看法和冀盼。宣言和聯署的作用或許很有限，但在這樣一個時代，將自己的立場和看法清清楚楚地說出來，我們還是覺得有其意義。特別是在反高鐵運動之後，社會對『八十後』充滿疑問，更讓我們覺得有需要深化我們的想法，並將之進一步與今天的香港社會現況接軌，於是便有了這一本《77個青年願景》。書中作者都是對社會有想法的人，他們憑各自的觀察和經驗，為香港作出批判和建言；他們立場和看法縱各有異，但有一點還是相同的：仍然對香港抱著希望，深愛著這片土地。
這是我這一代香港人，為香港所作的一點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