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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中年危機」論政改

「中年危機」論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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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七一遊行,發生在香港二十年來政治最壞的時候,滿是傷感和激動。

筆者親身目睹至少兩個令人神傷的場景:一是踏進維園,就有年青人向筆者派發一面前英屬香港殖民地(港英)旗幟,沿途亦見有人身披一面大大的英國米字旗在身,悠然自得;二是在遊行途中,見到不只一個街站,圍著一堆「前線」的年長成員,聲嘶力竭的猛批劉慧卿。

一方面,作為一個廿八年前,曾經一馬當先跑到機場抗議戴卓爾夫人到北京發表要求延續不平等條約言論的我,今日與一面港英旗幟同行於遊行路上,自是百般滋味在心頭。另一方面,這麼多年來,習慣了把「前線」和「劉慧卿」當作是一對同義辭,一時之間也難以適應「前線人批判劉慧卿」這景像的難堪和荒誕。

這不能不令人撫心自問,這二十八年以來,在香港究竟發生了甚麼?點解香港會搞成咁?

不過,冰封三尺,實非一日之寒。筆者在這兩年來,出席過不少討論政改的場合,已經感到有一種惡兆將臨。因為在這些場合,我聽到不少主催政改的活躍分子發言。可是除了那些關於有必要改革政制,幾乎千篇一律的「分析」之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反是論者們往往都乘時緬懷一番,說他們年輕就開始參政,可是幾十年來普選還未有望,很是厭倦,然後又舉例說誰跟誰還是身居二、三線,「未上位」,頭髮卻已見斑白,接著就是惺惺相惜,「想當年」一番……。

唏噓自是無罪,但不祥之兆在於:這些場合與其說談的是關乎七百萬人未來福祉的「政治」,不如說是一種身陷「中年危機」者的互相慰藉。後來,筆者在網上找到一些關於「中年危機」的描述,它說:身陷中年危機的人,開始懷疑自我,失去自信,但為求證明自我,開始出現怪異行為,其病癥是好作某些極端決定作為一己心理及精神出路,例如突然離家出走,突然改變信仰,突然開展一段忘年的愛情等等……。

其實,近日香港令人傷感,不僅在於所謂泛民分裂,相互謾罵成風,而是因為我們正目睹一場政壇上「中年危機」的集體爆發!筆者也屆「知天命」之年,對中年危機泛濫亦感同身受,可是,我仍然要問,爭取民主普選,究竟是為誰服務?

近日所謂「泛民」分裂為溫和及激進兩翼之說,甚囂塵上,甚至有兩條路線鬥爭之說。可是筆者認為,「溫和」與「激進」的二分法,充滿語言陷阱,非得要慎思明辯不可。因為,所謂「溫和」與「激進」只是就態度、風格和方法上的區分,何來「路線」?反倒是此等僅以皮相表象論定分歧的懶惰思維,令我們追求民主的努力日漸迷失,終究不知為誰辛苦為誰忙。

事實上,香港的民主論者想像民主意義的方式從來沒有超越「冷戰思維」,也就是說,簡單地把「民主」想像成與「極權」對立的另一極。「冷戰思維」的簡單二分法,就是以為凡是民主多一點的,就是反極權多一點,反過來說也就是以為,凡是反極權多的一點的,就是民主多一點。

可是事實上,我們不是處身簡單的極權狀態,而是更詭譎的「後極權」狀態。但我們無由去檢視這種複雜的形勢,因為簡化的「冷戰思維」不足以讓我們區分民主的真與假,與及不同的民主版本,判別好壞。結果,就是讓民主成為一個量詞,得出毫無認知意義的一種「民主成分論」,悄悄地把民主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權利閹割。

所謂「後極權」狀態,並不是「極權」的消失,而是「極權專制」的體制更加乖巧地利用「民主」作為專權的掩飾。威權主義、民粹主義等政治現象都是以某種名義的「民主」為前題的。所以,今天香港在「民主」浪潮洶湧澎湃的情況下,我們更要分辨我們要邁向的是那一種民主?更要問,我們在努力的是為誰服務的民主?也就是說,當絕大部分香港的政黨都以「民主」為黨名,高叫民主的口號時,我們更有必要去分辨,在所謂民主的「同路人」當中,各自推動的是那一種民主?

最近這幾年,報上不少民主論述,都將希望寄託在爭取「建制中的開明派」,認為當建制中也有人認識到要民主化之時,泛民主派就有了使民主改革啓動的機會。可是,此等民主論述,從沒有深究建制派也要香港有點民主的真正原因,或者雖然知道,也有意無意地輕輕帶過。以為從此民主派和建制派找到了對話的基礎。

但其實,當你深思一下建制中人對有限民主的嚮往,動機不外是一方面解決政權管治的認授性危機(legitimacy crisis),但另方面同時保留階級利益和特權不變。事實上,一種專權政體要解決它管治的認授性問題,除了真誠改革體制外,也可以有很多其他方法:例如真接間接控制傳媒、操縱民意,以強塑「民意」來凌駕議會,也可以發動類法西斯式的群眾動員,用近似群眾運動的方式,以取代理性的辯論,用動員情緒來混淆是非與真假。這些都是「民主」可以用來為專權掩飾的惡例。至於,美國式新右派的道德民粹主義,訴諸宗教及泛道德化的修辭,用文化戰爭來動員大眾,以整頓文化風氣為幌子,這些手法通通都有民主的外衣,透過民主動員來完成,但結果卻往往是逆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而去鞏固權力建制。

不幸的是,在2017/2020所謂普選時間表邁向「民主」的大氛圍下,我們從本地「宗教右派」的興起、「起錨」運動、以及精心安排策劃的民意動員與「改良方案」的互動,以及泛道德辭令不斷入侵和取代理性的政治討論,我們可以看見不是有利於改善社會權力更均衡平等的民主獲得寸進,倒是政權和建制更為主動地駕馭甚至收編反對力量和民間社會。

所以,當下香港如果要明辯擺在我們面對的,究竟是甚麼意義底下的民主運動路線之爭,我們就有必要搞清楚,我們要爭取的,究竟是那一種民主,是為誰而服務的民主?

一方面,香港人要爭取讓真民主實現的政制改革路線圖,但另一方面,我們不可無視「建制派的路線圖」。因為這條路線圖所指的是由「赤裸裸的反民主封建新殖民主義」,過渡到「以民主掩飾官方操弄的民粹主義」,而其終點則是鞏固「具(假)普選而取得認授性的威權主義」。這裡說的,並不是空談,而是史有先例。在星加坡、馬來西亞等社會,我們可以有「普選」,但政府專權更甚。而在03年七一前後,香港不少參與「倒董」的是因為抱怨董建華未能如星馬當地具權威地強勢施政。這些星加坡迷、馬來西亞粉絲們,是建制派中的開明派,是泛民政改的對話對象嗎?

所以,如果要認真搞清當前民主運動的所謂「兩條路線」,關鍵不是幻想它們像商品一樣去佔據不同的市場,空言擴大隊伍,在「溫和」與「激進」的虚擬二元對立中迷失方向,而是開展辯論,我們要爭取的是那一種民主?為誰服務的民主?

如果真有路線分歧的話,那倒是在於:一條是爭取「促進社會權力均衡的民主」,也就是那些可以改變不平等的階級、族群、性別等等關係的民主,以及另一條是「以實現『政治分贓』而設計,鞏固政權管治認授性為首要目的的民主」,也就是以黨派及既得利益團體間分享權力,收攬「治理人才」、解決參政者「中年危機」的「民主」。

「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

少年激進,中年保守,並非一個鐵律,更多是一種心理危機下手足無措的防衛性反應。如果一生為民主奔走,所為的不僅是一己的成就慾望,那我們疲憊的參政先驅們,應有落日斜陽的智慧之光,去為來者點明這兩條路線之間的重大分別吧。

(政改之後二之一)

明報11.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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