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盛)
葉蔭聰今天(2010.08.02)在《明報》發表的《尋回實踐勇氣》提出「進入『後極權』的政治道德思考，尋回實踐勇氣。」他引述米奇尼克發展「共同地帶」的策略：
「當一個社會發生礦難，當權者也好，反對派也好，便有機會尋找共同的解決方案，建立共同的議題、關注及語言。只有「共同地帶」不斷擴充，才能令政治轉型得以可能。」
可是，葉蔭聰立即舉出了明顯的對比：在中國，四川大地震的「其中一個結果，竟然是譚作人被監禁，大量維權人士被打壓。他們自我克制，不想奪權或分享權力，只是要調查原因及要求政府公布資料，實踐法律賦予的公民權。類似的災難似乎都沒有為我們帶來『共同』的可能。」
我不熟悉波蘭的情況，只局限在概念上思考。一個極權政府為甚麼可以「放下身段」，與民間尋找共同的角決方案，是因為政治文化裡長傳已久的對差異的尊重呢，還是因為國力不濟等很實際的原因？也許，一開始與民間尋求「共同」，是否已少了一點「極權成份」(一笑)。「極權」的「總體性」，無所不包，民間從來不在對等的位置，由此怎樣可以發展出「共同成份」來，箇中因緣值得細味。
譚作人的例子說明，莫論是分享權力，即使是「實踐法律賦予公民權」，也會被極權政府視為對權力的挑戰，因為，在極權眼中，公民權從來就是在敵對面，準確一點說，「公民權成份」越大，就越被視為敵對，在他們的思維裡，「分享權力」是遲早的事。
在這樣的邏輯下，「調查原因」和「公佈資料」也便和「挑戰權力」和「分享權力」置於同一個斜坡上。科學和民主並提，確是老調，但意義不減。極權的享有和運作，從來就經不起理性和事實的考驗，於是，極權的另一敵人也便是事實，再準確一點說，「事實成份」越大，就越被視為敵對。莫論是調查原因，就是追問事實，戳破的是謊言，也就是無根的極權統治唯一的仗賴了。
我是老派，思想還是回到「活在真理中」。於此，我又不期然的想起張博樹的《我與中國社科院：後極權時代思想自由抗爭史的一段公案」(台北：晨鍾，2010)。2009年底，張博樹被中科院辭退，理由是「無故曠工」等貌似實在卻不過是「莫須有」的罪名。其他的分析且不談，我對張氏妻子追問中科院領導的一段說話印象深刻，並認為是戳破極權的最佳示範：
同一天，我(按：即張博樹)妻子憤怒之下，給所長謝地坤、書記吳尚民分別打電話，質問哲學所為什麼做出這樣的決定。謝、吳的反應充分證明事發之後哲學所領導層的內心尷尬。
夫人問：「哲學所憑什麼做出這樣的決定？」
謝地坤答：「因為他違反了社科院的紀律。」
「違反了哪條紀律」？
「他無故曠工。」
「怎樣叫無故曠工？」
「他去美國沒有得到所裡的批准。」
「所裡為什麼不批准？難道他是去遊山玩水嗎？」
「他去幹什麼他自己知道。」
「那您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
「對啊，他是學術訪問去了，而且之前跟你們打過招呼，你們沒批准，你們為什麼不批准？你得把話說清楚啊。」
謝愣了一下，答「這個沒有必要說」。
「什麼叫沒有必要說啊，你是所長，你們都是當官的，你們這麼做有什麼道理啊？你們對人負責嗎？！」
「我們當然負責，這個事情我們開會研究了很多次了。」
「那你給我說清楚，他出國學術交流你們為什麼不同意？」
砰一聲，電話掛了。和吳尚民通話的情形也差不多。面對「出國學術交流你們為什麼不同意」這樣的提問，他們真的無言以對，無法回答。(頁66)
揭穿謊言只可依靠事實，追問事實有時不免瑣屑，我沒有深究，不知道波柏爾的證偽與他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有多大的關連，只道如葉蔭聰所說的「實踐」，本意當然謙卑得很，但對極權而言，卻是直搗黃龍之舉，因為實踐和事實本來就不可分割，在這個意義下，希望與極權溝通的本地政客，大抵只能談策略，而鮮談實踐。當然，我欣賞葉蔭聰的呼籲，並樂見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