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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地賀歲大片《讓子彈飛》的教訓是甚麼？所謂的「讓子彈飛」，開場便說明了。姜文要生擒坐在馬車裡的葛優，就燒槍把連著馬群和車廂的繩射斷。子彈射出了，馬群和車廂還是一併在疾走。姜說「讓子彈飛一會」，慢慢才見馬群開始亂走，車廂才開始失控。換言之，所謂「讓子彈飛」，描述的也許就是一種狀態及另一種狀態之間（所謂「原因」和「效果」之間），不完全直接和馬上相連的那一刻。誰是因誰是果，過程是怎樣，動機是甚麼，全部都是變數。

(戚本盛)

葉蔭聰今天(2010.08.02)在《明報》發表的《尋回實踐勇氣》提出「進入『後極權』的政治道德思考，尋回實踐勇氣。」他引述米奇尼克發展「共同地帶」的策略：

「當一個社會發生礦難，當權者也好，反對派也好，便有機會尋找共同的解決方案，建立共同的議題、關注及語言。只有「共同地帶」不斷擴充，才能令政治轉型得以可能。」

可是，葉蔭聰立即舉出了明顯的對比：在中國，四川大地震的「其中一個結果，竟然是譚作人被監禁，大量維權人士被打壓。他們自我克制，不想奪權或分享權力，只是要調查原因及要求政府公布資料，實踐法律賦予的公民權。類似的災難似乎都沒有為我們帶來『共同』的可能。」

我不熟悉波蘭的情況，只局限在概念上思考。一個極權政府為甚麼可以「放下身段」，與民間尋找共同的角決方案，是因為政治文化裡長傳已久的對差異的尊重呢，還是因為國力不濟等很實際的原因？也許，一開始與民間尋求「共同」，是否已少了一點「極權成份」(一笑)。「極權」的「總體性」，無所不包，民間從來不在對等的位置，由此怎樣可以發展出「共同成份」來，箇中因緣值得細味。

反高鐵運動以包圍立法會作結，對於沒有經歷過六、七十年代學運的一輩，以為遊行如散步的年輕人來說，實在使人振奮。

這種振奮，是相對於之前民主運動的奄悶；有微熹的希望，不等如運動有什麼實際性的進展。事實是香港民主化的進程仍然毫無寸進，功能組別的權貴仍然位處廟堂，社會的結構仍然是不公義不平等，生活的方式仍然是單元壓迫缺乏想像。

理論爭辯的空洞

在這場社會運動發展的關鍵時刻，爭論衝擊立法會是否衝擊了香港民主政治的倫理，是善意提醒卻不是當務之急，甚至淪為扭曲民主運動的輿論工具。學理上爭論是次運動應用何種學術框架來詮釋，是無視運動本身的多樣化與互動性。在我看來，批判某學說是否過時失實，就好像批判「匙羹不能用來叉食物」那樣無力。

不同理論的建構，本有其生成的理由及脈絡，這些理由及脈絡本身，恰恰構成了該理論的適用性與局限。因此，我們當可質疑民主政治倫理背後的一些假設，更可批評「和平理性地遊行」作為行動形式的利與弊，但批評「以民主程序來達致民主目標」不能解釋現時新世代的運動模式，是一句適時但空洞的陳述。

討論應重返政治上的技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