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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反思仇富(一):香港的右翼反特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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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但凡民間出現對富商不滿的聲音,就被主流媒體稱作「仇富」,認為那些人只是將個人「失敗」歸咎於富人的「成功」。民間隨之而來反駁:他們是不滿「特權階級」為富不仁,透過剝削底層人民,從而壟斷了香港的政經兩界利益。這種不滿是否達至仇恨程度,筆者無意在此討論,反而是想探討當中的「本質」。

最近,獨媒舉行了一個名為「『仇富』,改造社會的新力量?」的「離線沙龍」(註1)。會內,林藹雲提出:由於地產商操控了樓價,使到一些買家所持有之物業,不能為自己帶來更大的財富,因此他們希望能夠打倒「地產霸權」,從而使他們能夠攫取本來被壟斷的資本。另一個例子,則是有關雞巴男,她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普通日本七人車車主,身上不見有甚麼高貴名牌,頂多只是一個中產或中上產,真的稱得上「富人」嗎?

對於第一個例子,譚駿賢認為一些自由主義者之所以「反特權」,是為了重建自由市場,恢復市場調控分配。「獅子山下精神」正正體現這種思想,它預設了香港是一個公平競爭的社會,只要個人有能力利用到社會上的資源,就能向上爬升。縱使,香港政府的重商政策在近年浮現問題起來,還有一批港人並沒有放棄當年的「獅子山下夢」,認為只要剷除特權階級,就能恢復真正的自由市場。

至於第二個例子,關注的主要是這種「仇富」或「反特權」,會否因應「輿論訴求」而擴大戰線?林藹雲以最近梁耀忠籌款醫治一名內地患癌少女作例子(註2),指出一些邊緣人士也被歸類當中,最顯著就是新移民和綜緩人士。這些底層群體,與資產階級相距甚遠,甚至遭受後者的更嚴重剝削,卻受到同等程度的厭惡。

觀乎群眾對兩者的不滿言論,大多也是指責他們貢獻社會甚少,卻可不成正比地獲取社會資源,並認為這是政府在利用制度包庇他們。對於後者,無可否認,不論是地產事業、勞工政策,還是政策決策參與程度上,政府也是以傾向商家為主,實踐了「港人治港」的最高原則:「建立一個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各階層聯合政府」(許家屯語)(註3),因此,商人很大程度是藉著中央的大方向及相應制度配合,因利乘便而成為香港的「特權階級」。

反觀綜緩及新移民人士,明明作為社會上最為被邊緣化,最受壓迫的群體,卻被認為獲有「特權」去攫取社會資源而不用付出。他們多數批評這群人士是在騙取福利來讓自己在家中白食白住,甚至更推論出,他們會把香港經濟拖垮。

有人說,近年愈來愈多香港人知道權貴階級的醜惡,甚至出來發聲、行動,是一種公民意識的提升,是一種進步。但是,在厭惡權貴的同時,卻又歧視邊綠階層,一副「憎人富貴縑人貧」的樣子,這是否一種進步?

也許這樣說會比較準確:隨著網絡傳播的普及化,群眾很容易透過網絡得知周遭所發生的事情,一些本身是關社人士更透過網絡進行宣傳、推廣、動員等,再加上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促使關心社會的人數增加了,這是進步;但同一時間,這些人當中,有些的出發點是建基於「個人利益的損失」,並聯合其他相近的「受害者」一起表達不滿,最終目的,是透過所謂的「社會改革」去維護其他的「個人利益」,令到「個人境處」得到改善。正如Hannah Arendt所言:「他們聚在一起的動機是共同利益」(註4),而非為了社會。

這正是一種建基於個人主義的社會改良,他們相信,每個人要穫取相應的利益,必先付出相應的勞動力,這是「公平」,而「公平」這個概念,也是令各人願意保護其他人的利益之原因。因此,他們是討厭社會上一切「無功受祿者」,即使他不是天性懶,而是Diadvantaged或Disabled,也應該為這個社會作他們能付出的「最大貢獻」。

所以,他們對福利制度並沒有好感。他們認為社會上可分配的資源,是建基於社會上每個個人的付出,並根據不同人的勞動付出而分配相應的資源。但是,在他們眼中,福利制度所「照顧」的群體,並沒有為這個社會付出很大的貢獻,而他們所領取的資源,是來自自己的勞動付出,因而有感「不公平」;同一時間,他們又相信所謂的「分餅論」,認為可分配的社會資源是「有限的」,在福利制度下,部分資源被抽走,於是他們覺得自己手中所得的資源便會少了。

於他們而言,社會就是一個處於弱肉強食的State of Nature(註5),每個人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努力和強化。一部分難以生存的弱者,是不應得到任何格外開恩,否則只會鼓勵更多人成為所謂的Free Rider。這種右翼思維,幾乎是把人作為公民的權利消除,而試圖將其還原為「野獸人」。但這種社會,真的是for the people?

John Rawls認為,人存有自然的不平等性,因此需要在公平分配的原則下建立「差異原則」,讓經濟競爭力較低的人獲得「公正分配」。TH Marshall亦認為,一個公民應該擁有:享有個人自由、私有財產的公民權、參與政治決策、行使普選的政治權及享有基本生活保障、需要的社會權。然而,香港,甚至國際上這種情況,是「從社會權退到政治權,再退回公民權」(林致良,《思考「階級政治」的福利觀》)(註6)。

這種右翼反特權主義,雖然其批判豪強壟斷方面,確實為社會帶來一個新視野,帶來一個改革的可能性,但同一時間,這是一把雙面刃,它同樣把邊綠群體進一步推向懸崖,情況不得不使人擔心。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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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友人出席了「離線沙龍」後所寫的文章:《仇富和仇福利,只是仇特權的一體兩面》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8291
有關事件可到「強烈要求梁耀忠議員獨自捐助癌病內地女」查看: http://www.facebook.com/notifications.php#!/event.php?eid=116621751726123&ref=ts
許家屯(1993)。《許家屯香港回憶錄》。香港: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rendt, H. (1973).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School Publishers
Hobbes, T. (1651). Leviathan. Sioux Falls, S.D.: NuVision Publications (2007 ed.)
前線福利從業員工會(2010)。《復興基進社會福利和社會工作交流文集》。〈思考「階級政治」的福利觀〉,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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