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早安
今天(27.9.2010)，「街工」的「新來港婦女權益組」聯同「關綜聯」、「同根社」、「女工會」及「婦女貧窮關注會」約見勞福局局長張建宗，表達我們對照顧者權益的訴求。我們一行四十多五十人，到達政府總部後，一直等待。保安說，暫不可放行；然後，莫宜端表示，「不是說好二十人的嗎？為何來多了一倍？我們的會議室容納不了這麼多人……。」都是廢話。我們沒理由不堅持，然後她說，要逐一登記與會者的姓名和身分證號碼。擾攘一輪，最後點人數進場了事。
到達會議室後，張建宗說，「你們早點告訴我人數嘛，可以為大家安排去立法會，那兒容納一百人也不成問題。」那個當然囉，政府怎會沒有地方容納一百人？容不下我們的，正是張局長與一眾高官們。在約會期間，對方強硬表示是次會議只有不多於20人的名額，請團體自行安排。作為團體，為了讓局長聽得見更多基層市民的聲音，我們又怎可能依從指示，每團體瓜分4個名額？
一切都安頓好後，會議開始。「街工」的姊妹指出現行0-6歲託兒服務的問題，包括地點不「就腳」、時間未能配合需要及收費高昂等。現時託兒地點大多不是步行的距離便可獲得服務，託兒地點不就腳的話，服務便形同虛設。一般託兒中心的服務時間為朝八晚六，部份頂多延長至晚上八時。對於需要輪班工作維生的照顧者、對於晚上八時後遇突發事情需要託兒的照顧者，現行服務並沒有考慮到她／他們的需要。
就託兒時間問題，張建宗以「社區保母計劃」（即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作回應。此計劃於2008年推出，試行三年，將於今年年底檢討；按張建宗的說法，計劃是為了填補現行託兒服務的不足，提供更具彈性的託兒服務。彈性包括：服務時間延長至晚上十一時，如參與家庭配合，服務甚至可廿四小時運作。但很可惜，政府眼中的更具彈性，並不代表就有足夠的彈性去解決現實問題。
社區保母計劃只在11個區推行，本身就不夠彈性。服務時間真如局長所言，幾乎都做到廿四小時不停為你服務嗎？不是的。政府並沒有將社區保母當作一份工，參與的保母每小時祗有$18元的津貼，離我們爭取的最低工資很遠。義務性質的託兒服務，時間正受制於義工的參與度；如該區的保母祗能提供服務至晚上七時，那麼，所謂的彈性就不復存在。收費呢？彈性也有限，平均每小時收十多二十元。以每小時$15元計，若每天託兒4小時，一個月以26天計算，就一名幼兒的託兒開支便要$1,560。對於每小時只能賺取$18-$20元的基層婦女而言，實在難以承擔。幸好，大家都沒聽曾蔭權「生三個」的呼籲。
然後，「女工會」的朋友提出託兒服務職業化的建議。張建宗只推說，或重覆說，「鄰里計劃不是工作，所以不會有最低工資。計劃具有彈性，我們年底會檢討。」其實，我們的質疑正在於，既然社會有需求，政府為何不將其職業化；此舉既可為基層婦女創造就業機會，又可滿足區內託兒的需要。說穿了，不過就是政府不願投放資源。
所以，抗爭的道路還漫長。
會議上，我們指出香港完全沒有6歲以上的託兒服務，問題明顯得離譜。局長表示，是沒有啊，但我們有課餘託管和功課輔導，還體貼地說，此階段的小朋友最要緊的是功課嘛。即是說，你要的明明是A，對方卻給B你，然後說，B更適合你，所以，我認為你不需要A了。我們的立場是，託兒服務跟功課輔導是兩項不可相互替代的服務。
校內的功課輔導班，時間由放學後至下午五時多；即是，在下午五時多後、在學校放假的日子，小學生的家長遇有任何情況：上班也好，生病也好，都只能自行解決孩子的照顧問題。也許局長還不了解，現行的校本或區本計劃，都不一定將資源用於開設功課輔導班的；我們聽過一個最荒謬的情況是，一所學校竟然將校本計劃的撥款以每名學生百多元分發給家長了事。試想，一名家長拿著百多元的津貼，可以使用到市場上的什麼服務？
接著，是「關綜聯」和「同根社」的姊妹指出「欣曉計劃」和「七年期政策」，與疏忽照顧兒童的條例(即侵害人身罰條例)相衝突。社署綜援計劃內的「欣曉計劃」，要求子女年齡達12-14歲的單親家長，須每月工作不少於32小時，否則每月扣除$200元的綜援金，以作懲罰。但法例說明，不可疏忽照顧16歲以下的兒童；今年五月，本港便發生一宗單親媽媽因外出公幹，獨留兩名分別11歲和13歲的子女在家而遭判緩刑。張建宗回應，「欣曉計劃」的目的，是避免單親家長與社會脫節，怕其子女長大後，就業更困難。而且，家長不可能說，要全時間照顧子女，不外出工作。
實情是，很多婦女渴望就業，自力更生，無奈沒人看顧子女；一來確實擔心子女安全，二來，又怕觸犯法例，惹上官非。如局長有上述一番苦心，作為勞福局局長，不可能無視現行基層市民的就業困境；強迫單親婦女尋找工作否則扣錢，是懲罰性措施，絕非鼓勵就業與避免脫節的做法。在就業環境未能為基層打工仔女提供一份合理工資工時、可配合照顧者需要的工作之先，「欣曉計劃」能以鼓勵性和自願性的方式推行。政府強人所難，還假裝仁慈，是偽善和可恥的行為。
特區政府在就業支援配套真空的情況下，硬推工作福利(workfare)模式，目的祗為將失業或低收入等結構性問題個人化，變成是個人不夠努力和能力的問題。結果，一眾弱勢社群成了此項政治目的的犧牲品。當單親媽媽因照顧子女無法外出工作，祗能靠綜援勉強過活時，政府叫她外出工作，不可只顧湊仔；當單親媽媽外出工作，搵食養家自力更生不靠政府時，政府又指控她疏忽照顧，逃避照顧責任。
如果你是個單親媽媽，可以怎辦？
「同根社」的姊妹指出，七年期政策同樣令新來港婦女進退兩難。七年期政策，打從2003年才開始的。2003年以前，所有有經濟困難的市民，符合居港滿一年的規定便可申請綜援。政策實施後，出現很多「食煲仔飯」的情況，即一個單親家庭，媽媽來港未滿七年，不合資格申領綜援，祗能依靠子女的綜援金過活。這類家庭，正因為七年期政策，而生活於綜援水平線以下。那麼，她可以外出工作幫補生計嗎？這又回到託兒服務不足的老問題上。
張建宗說，七年期的政策很清楚，大家別奢望政府會作出改變。是因為政策很清楚能夠分化本地與新來港人士、鞏固「社會問題個人化」的意識型態、可大幅削減社福開支，所以局長說，大家別奢望政府會作出改變？！張建宗一再告誡大家，政策是要有意來港的人士想清想楚才來，別以為來港就可以領取福利。在局長眼中，這批新來港婦女來港的目的，祗為領取福利；連局長都這樣想，難怪社署的前線職員面對新來港人士求助的時候，往往質問她們為何來港，或，乾脆叫她們返回大陸。彷彿，全世界都忘掉了一件事情，她們申請來港的理由是家庭團聚；丈夫與子女都在這裡，就是為了能夠在一起，這個，不是你我他都在想望的事情嗎？人之常情，何以被醜化至此？
我們接觸的新來港婦女，十常八九，是來港後家庭遇上突變才陷入生活困難的，例如喪偶、離婚及家暴等。當然，一個更好的社會，是足以讓這類單親媽媽自力更生，過有尊嚴的生活的。可惜，我城不是。試想，育有一名子女的單親媽媽，能夠有一份每天工作八小時、時薪$33元的工作，她月入便有$6,864；配合全面的託兒服務，這名單親媽媽已經不需要領取綜援，也可勉強生活。所以，張局長，不是她們不願意自力更生，而是政府無能為她們創造一個能自力更生的社會環境。
在現時七年期政策下，新來港的單親媽媽，不是被迫食「煲仔飯」，便是被迫以身試法，外出工作賺取生活費。可以走回頭路嗎？以單程來港的婦女已被取消國內的戶藉，沒有戶藉就沒有身份，生活更難。張建宗說，如真的有困難，署長可酌情處理。不過，對局長來說，新來港單親、遭遇離婚或喪偶，加上就業困難和獨力照顧子女的重責，都並不算真的困難；結果，就是無論你有多麼的困難，政府都視而不見。
照顧者運動要改變的，正是眼下香港種種不合理的社會政策和不公義的資源分配。牽一髮動全身，問題環環相扣；照顧者權益，不可能單單約化成增加託兒服務，我們的戰線包括將託兒服務職業化，為基層婦女創造就業機會、定立合理工資和工時、肯定照顧者的勞動價值；以至於，建立一個讓所有成員都能夠有尊嚴地生活的社會。
我們，都需要變得更強大。共勉！
28.9.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