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年初，原來靜悄悄的灣區規劃諮詢引發香港社會強烈反響。灣區規劃諮詢本身的種種問題已有不少論者談過，例如諮詢文件內容空洞，概念堆砌缺乏闡釋，而公眾諮詢又只得短短一個月，和閉門造車幾無分別。以城市發展民主化為準則，這次灣區規劃諮詢固然是不合格的。
然而香港社會對灣區規劃的批評遠遠不止於此。規劃原意是要加強粵港澳三地之間的城市發展合作，卻引來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抨擊。從中港民主進程的角度出發，港人對灣區規劃的恐懼，更反映了中港政治之間的深層問題。
自後過渡期以來香港政治出現了一個根本的改變：隨着政治權力的轉移和內地的經濟發展，本地權貴紛紛發現向北京效忠才是生存之道。如是者，一眾「忽然愛國」便需要尋找機會顯示忠誠，而訓示港人向他們學習如何「愛國」就成為他們最需要做的事情。中港城市發展的相互配合，也是在這個背景之下成為公眾議題；權貴本身對這些議題本身可能無甚認識，但透過訓示港人「不懂得抓緊內地發展機遇」，便可以營造自己比其他人更為「懂得國情」的形象。
類似的政治操作，在高鐵一役最為明顯；各個城市發展項目本身的優劣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透過支持或反對這些項目來把自己和批評自己的人區分，才是權貴的政治目的。港人不是傻瓜，看見權貴如此搬弄是非來確立政治地位，許多人都會看不過眼。不幸的，是許多區域合作的計劃本來很有需要，卻因為這些權貴加一把嘴而染上污名。
平心而論，灣區規劃本身是否值得做？無論港人喜歡與否，珠三角的急速城市發展將會持續；而內地選擇多建工廠還是森林公園，對香港的空氣質素有直接影響。就算香港的規劃不理內地發展，深圳珠海還是會把道路橋樑建到邊界之處，香港政府想不建下去也不行。既然如此，不如早點參與內地規劃更好，最少可以多加一把意見，問題在於如何參與。
灣區規劃惹來各方批評，規劃署解釋計劃其實旨在讓各城市交流意見，不存在香港「被規劃」云云。讓香港的規劃官員多到內地交流，潛移默化內地過於冒進的城市發展，多談保護環境和以人為本，理論上是一件好事。但這兒有兩個實踐問題：規劃官員並非民選，他們和內地官員談了些什麼，市民無從稽考；而他們帶着怎樣的想法北上，這些想法代表了誰，市民也無從問責。
城市規劃涉及價值判斷，但這些價值從何而來？粵港澳三地的政府首長都不是直選產生，他們所委任的規劃官員又如何代表三地的居民的想法？即使延長灣區規劃的諮詢期、公開更多協議文件，更詳細解釋理念內容，也只能提高認知程度，卻不能排解決策權誰屬的民主落差。對此，我們可以看看海外跨境規劃的例子。
灣區規劃提出借鑒三藩市灣區的經驗，然而三藩市灣區的跨境規劃是如何管治的呢？原來當地設有「三藩市灣區政府協會」，由當地的各個市縣派代表組成。值得注意的，是協會訂明這些代表本身必需是各個市縣的民選官員（唯三藩市可由民選市長委派代表出任）。這種強調民選基礎的格局，就和珠三角的灣區規劃大相徑庭。
當然，考慮到現時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成立一個民主、有實權的灣區議會無疑是異想天開；粵港澳三地政治制度不同固然是主因，灣區內的居民也沒有共同的歸屬感要為整個灣區的發展設想。話雖如此，我們仍有許多事情是可以做的，例如讓粵港澳三地的立法會和人大代表定期交流，也比單靠政府官員會面更有代表性。不過要做到這點，第一件事是要讓所有的議員都可以拿到回鄉証。
更重要的，是當港人參與內地事務有了正規渠道，中港政治互動就有了新的框架。當港人可以和澳門人、深圳人、廣州人、珠海人、東莞人和中山人坐下來一起談城市發展的願境，那些在香港自稱更為「懂得國情」的權貴就會變得多餘；當他們不能再把自己當作是「直通天庭」的中港關係代理人，他們的權貴位置也會隨之而動搖，香港的政治發展也就減少了一道枷鎖。如果能有這樣的灣區規劃，達至內地、香港和澳門政治發展的三蠃，香港社會定會歡迎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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