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學者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雖云反應熱烈，但目前為止，討論大都停留於「join定唔join」、「work定唔work」等表態式回應。這無助於深化「佔領中環」所蘊含的意念和眼界。
或許，我們需要改變討論的方式。首先，「佔領中環」所針對的是港人面對的共同處境，即中央有關2017的普選承諾，極之可能賴帳，俗稱「走數」。所謂「佔領中環」，不過就是搶先且強硬地回應這一可以預料的未來，是戴教授嘗試交出的「答案」。也就是說，既然那個「問題」是我們共同面對的，那麼「回答」的責任也該落到每個人的肩上。因而，在這個開放的醞釀時期，那些「佔領中環」支持者最好不要純粹停留在「撐」的階段，而該想想如何進一步修改、豐富及補充箇中意念，反過來，「唔buy」的人也有責任應交出另一個「答案」。
在此，筆者想進一步豐富戴教授的討論。
政治和社會的斷裂
先說清楚，在2013年的當下，沒有普選到底意味着什麼。這不僅是「再次受騙」那麼簡單，而是政治和社會的斷裂，即香港政府已完全追不上社會步伐的難題。
怎樣跟不上？例子不勝枚舉，從國民教育、電視發牌、自由行規劃的脫節落伍，到梁振英大話成性用人唯親、損害法治和城市發展失衡，等等，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我想說個更具象徵性的例子，就是普選本身，它更能展現，香港人和香港政府是如何失去聯繫的。
必須承認，香港的政治進程已陷於「停滯不前」。今日香港政制的民主程度，其實跟10年前差不多。回想一下，2002年特首選舉委員會是800人組成，而到了11年後的今天，也不過是1200人，只增多400，而這個城市已有700萬人口；立法會則更荒謬，直選議席跟功能組別的這個五五比例，從2004年至今，分毫不差。差不多10年了，這不是政治凍結麼？這些年，社會的每個角落，都在天翻地覆的轉變，但政府的構成卻一成不變。這道鴻溝，正是近年眾多衝突的政治母體。
「溫和變激」的結構條件
都說，今次連「溫和陣營也激進起來」，但「激進」也有它的結構條件。早在80年代《基本法》未定案前，論者已批評，中央應把「最終普選時間」正式寫下，否則這個問題將會在回歸後成為爆發點，不斷發作。接着一切應驗了。由於《基本法》規劃的政治進程在2004年後就留了個大空白，因而之後有：2005年政改的「被原地踏步」、2010年的「變相公投」，以至當下醞釀殺傷力更強的「佔領中環」，可謂前仆後繼。這都是歷史未償的債務，結構使然的爆發點，拖延下去只會使之無休止的循環往復。
特殊性和難題
「佔領中環」在運動路線上有不少地方跟以往是不同的。它既非一味循規蹈矩的那種「和平理性」，也非網絡教主所鼓吹，突出「武力」和「以混亂對抗秩序」（這是相對於戴耀廷式「以秩序對抗秩序」，陳雲語）的所謂「勇武」。「佔領中環」首先就是一場針對統治者的不合作運動，但它不止於「將秩序中斷」，而是同一時間要求承擔後果、犧牲、非暴力、社會團結和感召他人等價值秩序。這種運動的力量，並不在於對社會基本規範進行無節制的遵從或違反，而是以公民的付出、抗命和自我規約來作出感召，這就是所謂宗教味重的運動路線。
困難是，那構思中的「一萬公民」（當然是約數），並不容易找到。因為這一次，人們需要的不止是簡單的遊遊行、叫囗號，而是付出、抗命（包括被捕）、長期佔領、宣誓和感召他人，等等。以往，這種代價較高的行動，通常由少數活耀分子來擔負，但今次則擴大到「一萬公民」身上，這絕不簡單。
進一步，我在想像那「一萬公民」的模樣，也許並不完全是戴耀廷預期中的清教徒形象。首先，對於「普選」，公民要具備一份不容延後的強烈欲望；其次，今趟的對手是中央，即俗稱的「打大佬」，這就需要更為充沛的決心和勇氣；最後，若要打贏，就得團結最多的人，包括那些分歧、冷漠、怯懦、「睇淡」的各路人群，這又要求一份跨越界限的創造力。
凡此種種公民美德的廣泛形成，更不簡單，但這肯定是佔領運動未來1年的最大挑戰：在晦暗無明的環境中創造條件，引發行動。面對這場硬仗，戴耀廷方案只是初步的勾勒，尚有不少空白，有待填補。
文章刊於明報論壇 06-03-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