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屬於張國榮的年代。即使我有幸生於他的年代，我大概會是他最堅實的反對者。「你們懂什麼？他的歌裡只有沉溺與憂鬱，沒有憤怒和期盼。你應該聽聽Beyond的《金屬狂人》和《長城》。」 我想像梳著飛機頭、踢著人字拖的自己，與「哥哥」（張國榮）的死忠粉絲爭得面紅耳赤。
但今天（2013年4月1日）當我來到中環的文華東方酒店——哥哥生前最喜歡來喝茶的酒店，也是十年前的今天他自殺的地方——在數百追憶者與花牌叢林之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他的歌裡獨有的悵惘。於是弔詭地，我在哥哥的追憶會上第一次真正認識到「哥哥式」的憂鬱。
我嘗試理解追憶者的心情：假如今天，陳奕迅或方大同突然死了，我會回想起那些獨坐麥記的深宵、那些走在海邊的冬日黃昏、那些失戀過後的無眠之夜……我們是如此習慣把流行曲和記憶勾連，偶像之死不是一個他者的逝去，而是記憶裡一個重要線索被無可挽回地永遠奪去。
梁文道曾寫道：「哀悼是人類的獨行。」這也許是因為，人類擁有記憶，而且人類把記憶當作極為重要之物。對偶像的追憶，假如不是流於形式，便是讓他們本已殞落的生命，以另外一種方式在記憶的世界裡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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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緒重重的我，來到由中西區關注組和尖碼之聲合辦的「哥哥足跡中西區導賞遊」。據大會稱，活動的主題是要重新遊歷一些哥哥曾經拍電影或MV的地方，認識並思考這些地方的保育問題。
上一輪保育熱的時候我還是中學生，因此錯過了當年知識界和社運界對保育的討論。受活動主題的啟發，我嘗試把「對偶像的追憶」和「城市的記憶」放在同一脈絡上思考。對於這一場偽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都市漫遊我感到雀躍，但礙於知識的不足，我不期望能得出什麼宏大的結論。
在尖碼之聲的 Leslie Chan 的帶領和講解下，我們從文華東方酒店出發，走訪一個又一個似曾相識的場景。粗略估算，參與人數應該超過兩百人，其中不少是事先沒有報名的。一路走著的時候聽見不少參與者在說普通話，不知道其中又有多少是為紀念哥哥特地而來的。
從舊立法會大樓到電氣街、從荷里活道到公利蔗汁，這些街道和建築不單單是「被上帝忘記了」的遲暮老人，更是逝去年代裡最華麗演出的背景。《愛慕》裡哥哥的失心狂奔，《有誰共鳴》裡哥哥在舊式電氣燈的昏暗燈光下獨坐石階苦思，《阿飛正傳》開首的古董鐘居然還在使用，這些都讓我感到驚訝，也讓我和逝去年代的距離忽然拉近了許多。
自從荷蘭建築師庫哈斯（Rem Koolhaas）提出平庸之城的說法後，我們對現代人的自我危機和焦慮又多了新一層的認識：在「世界是平的」的年代，城市和城市像倒模一樣高度相似而缺乏個性，每個城市都難以找到必須存在的理由，而像「香港人」這種城市本位的身份便變得模糊而不紮實。當我們在台北或上海都可以吃到最地道的茶餐廳或燒味，為什麼只有住在香港的人才能自稱「香港人」？
這些差點讓人們遺忘的街道和建築，也許就是我們重構「香港人」身份的最後一根救命草：我們同是香港人，因為我們都聽過哥哥的《Stand Up》，為此特地走訪MV的拍攝場地磅巷和律打里，並且——假如還年輕的話——和一同到來的知己朋友一起模仿哥哥和舞蹈員的舞姿，直至笑到無力，半摔半坐地倒在石階上。
（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