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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陳國賁、陳惠雲、莊迪文:四重邊緣折磨內地在港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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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陳國賁、陳惠雲、莊迪文:四重邊緣折磨內地在港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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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社會學的背景,我們觀察藝術和藝術家,少從神祕、激情、戲劇化的角度,反而多著眼其個人與社會結構的拉鋸。在與十九位內地在港藝術及文化工作者進行深入訪談後,我們看到藝術狂熱的群體在一個對藝術冷感的城市中奮鬥求存,他們對藝術的熱愛和執著讓人敬佩,但他們未盡人意的境遇也對我們的城市敲響了警鐘:我們應該以最坦白的態度來透視香港的城市本質,重新認識自己,反思我們的文化和價值觀念。

我們於過去數年一直致力於移民研究,當中包括內地在港專才及留學生。是次訪談於2009年進行,受訪者行業不同,來港時間、途徑不一,原居地分布多省,性格多樣,際遇有別,但研究使我們能從個體的殊相,求得群體的共性。簡言之,香港的內地移民藝術家深受「四重邊緣性」的折磨和打擊。

一、藝術行業受邊緣
第一重邊緣性來自於整個藝術行業在香港被邊緣化。這種局面的出現實際上是「政―商―社」互相影響的結果。政治和行政上,政府不甚重視藝術文化,只把它視作近乎文娛康樂及體育的層次;商業上,物質主義、營利主義和資本主義經過長久發展,已經在香港形成牢固的霸權文化;社會上,大眾則內化了政商的價值觀和取向,一般市民吝嗇花錢在藝術品,又視藝術家為沒有前途的行業,一般家長不但不鼓勵,甚至想方設法阻止子女以藝術為志業。人人都對薪高糧準的專門行業如銀行家、醫生、律師、會計師等趨之若鶩,反之,藝術家往往被輕視,甚至被當成不務正業。此種邊緣性是目前香港藝術家要面對的最大問題,也是最難解決的問題。

二、身份遭人標籤
第二重邊緣性來自於那被標籤化和被污名化的「內地新移民」身份。「內地移民藝術家」的身份往往被截斷為兩節,第一身份是「內地移民」,第二身份才是「藝術家」。被污名化的第一身份使他們來港後遭遇多舛,難以找到和自己的藝術專業直接對口的工作。再加上中港兩地藝術風格有差異,所謂「一地一俗」,美與不美,好與不好,雖也有若干的客觀標準,但卻經常涉及個人主觀判斷和選擇。國內和香港,有不同的規範,風格的不同,品味的差異俱築起了許多有形、無形的牆,不少內地藝術家來到香港之後都「進不了本地圈子」。在仔細界定權力與聲望的體系中,個人正立身於各種力量爭奪的交匯點上。「圈子」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結果,而是和各種突顯或隱藏的利益競爭糾纏在一起的。生活上的適應問題,職業尋找的困難,藝術風格的不受欣賞,內地藝術家走在大部分內地移民的軌道之上,沒有太多的例外。

三、內地行家輕視
第三重的邊緣來自內地行家對「香港來的藝術家」(不管他是土生土長的還是從內地移居而來的)這個身份的輕視。由於香港藝術文化行業缺乏權威的龍頭組織,選出的代表人物和作品未必能反映香港的真正水準,香港政府對藝術亦了解有限,無法大力協助推廣,以致香港在整個中國的藝術界地位不高。

四、殖民思維作祟
第四重的邊緣來自根深柢固的殖民主義思維,長年累月的影響下,被殖民者甚至將這種思維內化,變成「自我殖民」。華人或中國人自我貶抑,服膺西方的價值體系,使目前藝術市場的審美標準,以西方的標準、品味、喜好為圭臬。於是本地政府的決策者,商業經營者,消費者都內化了西方價值標準,連政府在考慮分配資源的優先次序時,西方藝術也較佔優勢。

藝術家在香港所遇到的職業發展困境並非單純的個人問題,更是複雜的社會問題――社會結構和歷史因素互為影響的結果,因此單靠個人或個別組織的力量,難以解決這種盤根錯節的大難題。雖然對藝術的狂熱、激情和使命感仍然推動著眾多藝術家應對各種挫折,但個體性的、單打獨鬥式的應對策略非長遠之計,我們的受訪者大都希望政府帶頭撤除「決策思維商業化」的傾向,重視藝術,制定有效、長遠、清晰的藝術文化政策。

當然,礙於資源有限,加上要完全接觸所有行業、所有背景、所有階級的移民藝術家簡直幾無可能,因此讀者須注意避免「以偏蓋全」,不是所有藝術文化工作者都必定遭遇上文所述的困窘。研究的詳細資料和其他發現,載於拙著《活在香港:在港內地專才與藝術文化工作者的移民經驗》一書,已於年初出版。我們熱切打破象牙塔與社會大眾的界限,務求使學術研究回歸生活,改善社會。這一理想,大概與許多藝術家不甘孤芳自賞,希冀發揚藝術,使社會更優雅的理想,不謀而合吧。

作者為Chan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CISS)成員

文章原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3年4月19日

本欄逢週五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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