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獨立媒體睇完晒學聯件事的全部文章、回應、和錄像片段，有說話不吐不快。

去年大約這個時候，在另一個社運團體錄映力量，發生過的一件事。

與學聯不同，錄映力量也沒有複雜的組織架構和會議程序，也沒有界線分明的會員制度，只要你願意，就能成為、或者不再是其中的成員──它當然有白紙黑字寫下來的宗旨，但如何詮釋，則由每個人自己決定，任何異議爭議，只要有一個人提出，就召開會員大會商議解決。

2003年十月中，錄映力量發生爭議，四個職員中有三個辭職，資深成員鄭智雄從核心位置退出，留下來的職員李維怡（沒錯，就是聯署譴責學聯聲明的「八樓無權者」之一），成為錄映力量的新行政職員，也是唯一一個行政職員。

錄映力量自1996年起，成為藝術發展局一年資助團體，財政年度由每年六月至翌年七月。去年1月，李維怡發出電郵，邀請有計劃想做的人與錄映力量合作，申請藝展局0405年度的一年資助。李維怡並在電郵中提出一個日子，作為接受計劃書的截止日期。

由於我過去與錄映力量有合作，因此在收到電郵的名單內。我與當時的鄰居區凱茵，正好開始拍攝一個梅窩單身女人的紀錄片，而且我認為藝展局的資助標準與上限，排斥了沒有什麼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源的人──籠統地稱呼就是「基層」。於是我和區凱茵修改，把主題修改成紀錄我們／單身女人的生活，把單一紀錄片擴大為系列紀錄片，並以我們的一年基本生活開支計算，要求資助十六萬，計劃完成大約4~7小時的作品。

我們的計劃書於截止日期前十日交了給李維怡。考慮到錄映力量每年得到的資助只有60~70萬，我特意於兩日後打電話給李維怡，告訴她我們不想造成與錄映力量其他成員爭奪資源的情況，但也不想在錄映力量層面就接受藝展局的遊戲規則，所以，如果李維怡覺得處理我們的計劃書有困難，她隨時可以找我們商量。

李維怡一直沒有找我們，到錄映力量開會前一晚的深夜，她以電郵傳出會議文件，也就是打算申請資助的所有計劃集合。我們赫然發現，我們的計劃由4~7小時被減至1小時，資助額由十六萬減至一萬五。沒有任何解釋。

我和區凱茵在震驚和氣憤之餘，決定在會議上盡力爭取，並且把爭取過程拍攝下來,放進我們的作品中。

我們於會議前把這決定通知李維怡，並於會議開始時詢問其他與會者，如果有不願意上鏡的，我們的鏡頭可以避過他們。

其他與會者大部分沒有反對，李維怡與另一位活躍文化社運人、錄映力量成員譚萬基卻當即表示反對我們拍攝，理由是這可能會對錄映力量來年資助有不良影響，最後並以不發言作要脅。我結果決定關機，以換取會議順利進行。在這過程中，以及在與其他與會者討論爭取藝展局更多資助的時候，身任當時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助理的謝德文（沒錯，也是聯署譴責學聯聲明的「八樓無權者」之一），一而再、再而三滿臉不耐煩地唉聲嘆氣，指責我浪費大家時間，要求「盡快開完個會」。

錄映力量多數成員，在我們離場抗議之後，把我們的計劃修改為：製作4~7小時作品，連同放映及製作VCD，總共申請約十一萬元資助，並且不會向藝展局的資助標準和上限作任何質疑或挑戰。

基於實際需要，基於疲累，我們接受了錄映力量的妥協。六月中藝展局批出0405年度資助額六十四萬，按照大家的「共識」比例，我們得到七萬八千，比原本要求的減少超過一半，而工作量不變，遊戲規則也不變。

出於一股不忿，我們仔細計算錄映力量全盤財政分配，發覺李維怡作為行政職員的薪水原來是十八萬九千──這筆開支從沒經過大會任何討論，也無需像其他計劃一樣打個七折。

我們要求錄映力量開大會進行改革，防止職員權力過大，並重新討論資源分配。幾次會議下來，黃彩鳯、徐英彪、陳彥楷等人（沒錯，仍然是聯署譴責學聯聲明的一眾「八樓無權者」），不是情懇意切地怪責我們對李維怡不夠體諒、不夠關心愛護，就是一味問我們：如果錄映力量因為我們的要求而（在十年後）有何不測，我們將如何對錄映力量的前途負責？對於我們在過程中受到的不公正對待，麥家蕾（沒錯，又是聯署譴責學聯聲明的一眾「八樓無權者」）更認為，李維怡「其實是向藝展局玩數字遊戲」。

事情經過大致如此，還有些細節，如果有機會討論下去、而又對釐清問題有幫助的話，到時再作補充。

錄映力量權力核心成員，以八樓參與者身分，在學聯代表會上處於「無權」位置，這是事實；但是，我認為，這些「無權者」的道德政治健忘、與學聯那些無道德政治暴力，二者同樣可怕，同樣需要警愓和抵抗。

如果說，她他們為過去幾年來為本地基層團體作出了貢獻，於是就算她他們對沒有團體背景、或者與團體保持距離的個人行使權力操控，也可以接受、值得理解、不應批評，那麼，這種社會運動就簡直墮落到極點。

「未想回憶，不敢忘記」，並不只是適用於每年六四的紀念活動。

阮勛
2005/1/29

領男你好，

現在回答你的問題。

一，首先，不能說「單身女人」計劃被打折扣後的錢入了李維怡袋，事情不是這樣。

事情是，錄映力量現在是藝術發展局的一年資助團體，每年年頭都要寫一份計劃書交給藝展局，待藝展局批出來年的資助金額，而這個金額，根據李維怡的介紹，通常都只有錄映力量計劃書要求資助額的70%左右。當去年大約1、2月，所有在今年有計劃搞野的人，坐在一起開會時，李維怡就說，為免引起不公平，總之藝展局批款下來之後，就會所有計劃都會打同一個折扣。而當時大家對此都沒有異議，包括我和區凱茵。

問題出在，我和阿茵的計劃書，在開這個會之前的一晚，未經任何商議之下，就被剔出了錄映力量的一年資助申請──你也可以說沒有完全被剔出，因為它仍然有1小時的製作和一萬五千元申請被保留，這就是李維怡的講法。但對我們來說沒有分別。

正如前一篇回應裡我所講，我知道我們要求十六萬元申請，對錄映力量和藝展局來說，都是「天價」；而我也估計到，錄映力量其他合作者，大概都會很「合作」地，把自己計劃需要資助的金額控制在錄映力量過往的上限內。由於這些合作者我並不全部認識，所以我不想猜度他她們為何這樣做，我只根據我和區凱茵商量的結果（那時我和她才剛開始合作一、兩個月），根據我們的需要、和對社會資源運用的理念，來要求這項資助。

我以為，在錄映力量這個相對民主、鬆散的小團體，就算行政職員和其他合作者對我們的要求有異議，也可以經過大會時開誠布公地傾清楚，然後一起尋求解決方法。

但我沒想到，李維怡會在未經與我們商討、也未經大會討論，就先行使行政職員的權力，把我們的計劃剔除掉。

這不叫做行使行政職員權力，又叫做什麼？李維怡和八樓一眾「無權者」在過去一年和我們的多次討論／角力中，一直堅持她這樣做只是「出於善意」，既然如此，為何現在她他們又指責學聯權力核心「不守承諾」？他也只不過是行使學聯會章賦予他的權力罷了，也有其他學聯代表說他是出於「善意」（見李維怡《痛心疾首》），她他們為何又要譴責他？

二，那次會議是公開還是閉門，不同與會者有不同理解。對我而言，我要拍攝的是我和阿茵如何爭取我們應得的權利，不僅是與其他計劃受到同等對待的權利，而且也是不必被迫受資本家剝削出賣勞力來換取有意義生活的權利。就算會議過程中出現對錄映力量運作模式或資源運用原則的質疑和異議，被我們拍下了，又「公開」出來，也只反映出錄映力量果然是一個真民主的團體，對錄映力量有裨益而無損害。

事實上，當時會議並沒有「不准」錄像，假如有，就真係太「肉酸」了，李維怡和譚萬基日後還如何可以行走正義社運界？可是，現在學聯代表會不也沒有真的「不准」麥家蕾拍攝嗎？否則，我們又如何能看到那麼多錄像片段？

三，錄映力量確實有你所講的「共識機制」，我們也確實有與她他們開過大約五、六次會。如前所述，不是謝德文柏齊三番四次不耐煩地催促會議「盡快進行」，就是黃彩鳯和徐英彪懇切解釋李維怡只是「經驗不夠」、怪責我們對她不夠理解和信任，還有楊健濱和陳彥楷，只關心萬一出了事誰會對錄映力量負責？而麥家蕾則乾脆認為：資源分配只是數字遊戲，免不了總會犧牲某些人──也就是說，免不了要犧牲我和區凱茵。到最後一次會議，八樓「無權者」之一劉榮輝更指責，我們要求討論資源分配問題是要減李維怡人工，我們變成「假民主」，李維怡則由全無制衡的權力核心變成「只是工人」。

所以，我們的問題並沒有在會議上得到解決。

四，今年度藝展局撥款的資助額大約削減了錄映力量申請額的34%，因此，所有錄映力量活動計劃，也按照李維怡之前所講的「共識」而一律削減34%，只有兩個大例外：一，李維怡的行政職員人工，100%支取；二，我和阿茵的計劃，削減了51%。

也有一、兩個計劃減少了資助，但他她們一直沒有提出任何異議，而我和阿茵則從頭到尾都在異議中。

至於你說職員要維持機構的行政運作，在錄映力量的情況裡，並不完全正確：錄映力量過去一向致力減輕行政工作的負擔，而在今年幾次會議的討論中也都提到，李維怡的行政工作量其實並不大，她工作繁忙是事實，但那些工作大部分是她個人關心的社運議題（詳情可參考錄映力量的網站），不能算做行政工作。

如果你覺得以上資料不足夠，請隨時再問。

在你開始討論下去之前，我想先澄清我的目的，以免浪費大家的時間和精力：

我在這裡講出錄映力量這件事，不是要比較學聯和錄映力量哪個更腐化，也不是要譴責八樓一眾「無權者」，而是想為討論學運和社運問題提供一個脈絡，不是學運史社運史和團體的大脈絡，而是作為參與者個人經驗的小脈絡。我認為兩種脈絡同樣重要，但是，後一種脈絡，除非是社運大師大哥大姐大的個人經驗，否則，在運動討論中就往往被忽略、被消聲。所以我堅持以個人為本、而非團體為本去呈現這些資料，沒有誇大，也沒有縮小。

經常提及李維怡的名字，是因為她是錄映力量的權力核心（唯一的行政職員及核心成員），許多事情自然與她有關；提及其他人的名字，是因為不想引致無謂的猜測，也方便有關人士異議和澄清，如果我的資料交代有誤的話。

若要討論，請回到我上一篇回應提出的問題：權力腐化有分絕對和相對嗎？我不認為腐化只會出現在學聯或錄映力量，正如在我與勁翔另一篇回應《全球氣溫上升下對談學聯八樓事件》中所講：我認為，只要處於權力中心，腐化就可以出現在任何人身上，包括你和我。而我關心的，是處於權力邊緣時，如何可以抵抗權力中心的操控和打壓。

謝謝你的問題。

阮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