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至98年11月，筆者一家三口定居於澳洲悉尼。95年初在悉尼大學進修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時，我才真正認識到什麼是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在兩名教授帶領下，我們一班研究生每星期都閱讀和討論一篇最前衛的學術文章。91年初的一個周末，我們更在初雪的藍山（Blue Mountains）舉行了學術會議，並請來了後現代科學史家Steven Shapin作主講嘉賓。
然而，唸自然科學出身的我，始終覺得後現代主義對「科學理性」的批判走過了頭，甚至已經由相對主義掉進虛無主義蒙昧主義的泥沼。96年初我轉到新南威爾斯大學進修博士學位，並將研究方向轉到科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ce & technology）之上。不過，我仍然對後現代主義引發的「文化論戰」（The Culture Wars, 又稱 The Science Wars）保持著濃厚的興趣。導師知道後，還介紹我閱讀當時剛出版的Higher Superstition 這本由科學家進行「反擊」的著作。
福柯（Michel Foucault）是公認的後現代主義的鼻祖之一。我們今天常常聽到的「權力話語」（power discourse）一詞便是由他所創。福氏對現代文明的精辟批判令筆者折服。但對眾多後來者的走火入魔，我卻絕難苟同。最初，我與這些學者的分歧主要在認識論（epistemology）的哲學層面，但日子久了，我還發現一個十分弔詭的現象，那便是原本屬於反建制度的批判思潮，竟逐漸變成了一股維護建制的力量。
這實在是一個很可悲的現象。表面上，後現代學者仍以「解構」（deconstruct）和批判現代性（modernity）為已任，但實際上，他們已經與現實嚴重脫節。過去三分一個世紀以來，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席卷全球，其魔爪已不限於經濟的領域，而是及於社會上每一個層面。但後現代的批判（the post-modern critique）對此卻視若無睹。Jacques Derrida 和Gilles Deleuze 等「大師」的艱澀難明的著作，已經完全脫離群眾，而與廣大人民所對的水深火熱的情況毫無關係。1996年發生的「索卡事件」（Sokal hoax），是對這種墮落學風的一次無情揭露。（詳情可參閱《維基百科》的Sokal affairs條目。）
筆者回流香港後有近十年從事高等教育工作，充份看到這種影響的為害。教育界「新思維」所強調的「學生為本」、「自主學習」、「體驗學習」、「專題研習」、「議題探究」，「多元角度」等聽起來冠冕堂皇，但實質是抹殺了關於現實世界的基本的、全面的、系統的知識傳授。有系統的知識和理論統統被稱為「偉大的敘述」（Grand Narratives）而被妖魔化和拒斥。（對，「偉大的敘述」在這裡是貶詞而非褒詞）。君不見香港新高中學制中的必修科目「通識科」（Liberal Studies）之中，公開考試的題目既完全不考知識，而學生當然也不會重視知識的學習。結果是應付考試便等於操練「“吹水”的技巧」。
這種情況當然不獨限於香港。在全世界，「學習過程」（process）壓倒了「學習內容」（contents）、「議題為本」（issued-based）取代了「知識為本」（knowledge-based）。學生的基礎知識薄弱，要進一步了解這個世界便難上加難。
唐君毅老師曾經闡釋了做學問的五個階段：「信、疑、悟、通、言」。可惜當今教育界的人已全然忘記了他的洞見。
不用說，不強調知識基礎是正中了當權者的下懷。年青人不懂得什麼叫自然選擇、三權分立、圈地運動、公共財、第二次分配、石油產峰、氣候公義、新殖民主義、美國霸權、消費主義、生產過剩等，自然大大方便了當權者的統治。
簡單而言，當你不知道事物曾經是怎樣，你便不知道它今天為什麼是這樣。當你不知道事物為什麼今天是這樣，你當然更不知道它明天應該是怎樣。當權者其實不怕你懂得思考，而是最怕你擁有知識。因為只要你沒有知識，你怎樣懂得思考也是徒勞的。他可以告訴你世界是怎樣怎樣的，而你根本無法判斷他的說法是否合理。過去數十年來，後現代思潮因為拒斥知識，已經成為了建制的幫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