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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這八年,七件關於六樓的事

這八年,七件關於六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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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凶宅

那是灣仔世貿示威現場,獨媒民間記者團變成了韓農聲援團,跳過海、吃過胡椒噴霧和水炮、並被催淚彈驅趕又返回;我與陳景輝周思中二人本不稔熟,卻在這同仇敵愾的過程中熟絡起來。世貿帶來的衝擊還未消退,正在尋找新居的二人和想搬離開老家的我一拍即合,於是一同從大角咀、太子、旺角找到油麻地,竟在上海街找到這間唐六樓。包租公很是客氣,據說因為我們三人「正經」所以租給我們,這叫超值的租金變得更加超現實,致使我們搬進來之後還在懷疑是否有古怪。直到在六樓度過的第一個晚上,半夜十二時有多,竟然聽到有小孩喊叫聲,我們不禁起了一身雞皮,終於,我們發現--

那是鄰居的小孩,精靈活潑。自此,三個麻甩仔令此間陽氣逼人,怪事固然不少,但卻與鬼怪無關。

2 降頭

熱血漫畫式橋段是,隊友總要經歷過大事件方能交心;與陳周二人同住半載,雖然相處愉快,但「羈絆」還是要在那一天才建立--nothing big,只是一屋人同時失戀,似中降頭;本來常有六個人出入的六樓,只剩三條麻甩仔,和一大堆好友。還記得那個晚上,一眾好友殺上六樓,與我等三人作典型的文青式解穢:亂彈的結他、北島的詩集、彌漫一屋的煙、灑滿一桌的酒--還有背景音樂,是Loop了又Loop 的陳奕迅,是反高潮、人來人往和低等動物,我們有一句沒一句地和唱。

噢,還有,留低擊傷你的石頭從錯誤裡吸收。那是葡萄成熟時。

3 本土

那是十二月,我還在當議員助理,一天在區裡工作得天昏地暗後,在茶餐廳吃晚飯時竟見到一班人衝進天星碼頭工地的直播片段,定神一望,在推土機上的不就是陳景輝和周思中?看看手機的幾個missed calls,搞清楚事情經過,立即回六樓拿了睡袋、雨傘,在樓下買了幾支水和飯盒,去到天星碼頭支援。然後第二天工地被清場、我們攔路阻警車、集會絕食...然後,見證天星碼頭被拆,我們心頭滴血。

這個突如其來的行動,寫下了香港保育運動、本土運動的重要一頁;對於六樓眾人來說,之後大半年,中環成了生活的另一個重心。就因為天星皇后兩個碼頭,六樓不時成為社運會議室,擠滿許多後來被稱為「左膠」的社運人;而我們的團體,叫做「本土行動」。

4 重奪

皇后碼頭被拆、區議會落選之後,我離開香港去了差不多一年旅行;回來時,發現陳周二人多了一樣嗜好,就是研究七十至九十年代的港產片,特別是新浪潮電影。他們買下了無數早已乏人問津的舊電影VCD,而六樓的家常節目,當然就是喝著啤酒看舊電影。我沒有想過,港產片曾有那麼充滿能量和創意的時代:《凶榜》的詭異結局、《夜車》的青春叛逆、而《第一類型危險》更成了我招呼客人例必推薦之電影--半信半疑的人,半推半就地觀看,但無一不在在第一幕就被震懾,那真是一套無可置疑的經典。

後來陳周二人更辦了兩個系列的放映會,取名「重新搶奪屬於我們的過去」。他們對本土文化的認真,你想像不到。

5 霸氣

我常說,六樓在方圓兩個街口,可以處理生命的所有需要,哪管是生老病死、吃喝玩樂、嫖賭飲吹,這就是老社區的有機存在。有舖就有人,在我們的社區地圖內,有永發的泉哥、街巿的佳姐、嗱渣面檔的法官、涼茶舖斯文老闆、還有啤酒舖的事頭兩公婆。不知從哪一年起,我們逢過節都會被邀在佳姐檔前BBQ,是,在廣東道上BBQ,還有甚麼比這更霸氣?還有不只一次,我經過啤酒舖時被事頭婆叫停,然後被告知她要去送外賣,著我幫手看舖;我當然義不容辭,雖然到現在為止我都只知叫她做老闆娘,而她則統稱我們三個做「光頭仔」。

我們是:四眼光頭仔、黑黑實實光頭仔、和高高瘦瘦光頭仔。(更多關於街坊的故事,請見周公子《六樓意味甚麼》)

6 死穴

三個麻甩仔的相處,其實不難。錢不是問題--窮日子時常有,搬進來時幾乎全屋傢俬都是人家送的、喝的永遠是兩塊半一罐的滙泉啤酒和惠康一百元三枝的紅酒,不然就再忍忍手少買兩本書;窮得沒錢交租時,便三人互相湊合挺著過去。意見也不是問題--喝了兩杯,爭拗從不上心,大家深知對方立場性格底線,這是幾年下來的默契;面紅耳熱之後,再乾兩杯,又是三條好漢。

唯一會成為問題的問題,是衛生;六樓再亂也好,大家還是有自己的死穴,而且是有關碗碟誰未洗厠所誰不抹的那種。這些爭執雖然討厭,然而恐怕我以後也會偶爾懷念。

7 窄路

也許油麻地有一道不知名力場,把社運朋友都聚到附近來。像住到樓下的Frankie和劍玲、一街之隔的Freddie劍青和可樂、還有小樺、Dora、Bobo和浩賢等等,以及就在六樓對面的活化廳和開張不久的蘇波榮。大概在反高鐵前後,這道力場最強,一眾「八十後」在油麻地總是朝見口晚見面;特別是在運動期間,每星期開會三四晚,開完會有時再去宵夜,然後才爬上六樓睡個夠。這些好友、戰友、街坊們,是我們在六樓這八年生活的重要部份,未來怎樣也好,這段日子對我們意義重大。

但,聚有時散有時,靠攏在一起的人總會漸漸散去,走自己的路,並轉化成新的群落。就像我們:周思中在反高鐵之後投身耕作,以半農半X的姿態追尋在地的永續生活方法;我卻走向另一個極端,揹起背包進行環球旅行;而陳景輝則繼續寫作,成為我們三個之中第一個出版自己專著的人。農夫、旅行作者、文化評論人,走的都是崎嶇窄路--我們不知路走下去會怎樣,然而在這三條窄路之上,我們還是樂在其中,顧盼自豪。

只因,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路。共勉之。

(六樓臨別秋波波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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