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讀書人的事,能算增值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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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人的事,能算增值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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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教育統籌局質素保證分部,2004年

考過會考的諸公,都知道孔乙己-這個在咸亨酒家食花生的腐儒-

「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吊著打。"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 "竊書﹗" "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讀書人的事不能算偷,算是稍有堅持的讀書人所指。自故在另一種稍有堅持的人心中,讀書人的事不是八達通,自不能算「增值」。引武松的一句話:「休得胡鳥說!」

在主權移交早年的1999年,政府提出「學校表現指標」,將教育量化為數字。現時用的學校表現指標經過精簡,分八大範疇,涵蓋學校所有運作,當中較多人關心為學生表現指標:將學生在中學幾年的學習化成一項綜合指標。政府會先預計中學生的入學成績,並制訂一個可達到的目標。在中學五年後(當時仍是會考),學生達到目標,便是合符預期的增值,反之,該學生增值就不足了。這個措施於2002年配合教改落實,成為政府手上更進一步監管學校教育的工具。

增值指標的出現,意在何為?眾所周之,主權移交以後,由梁錦松任教統會主席,銳意將一種商界思維引入教育界。商界的邏輯是甚麼?計量、看數字,從數據看生意增長規模擴張,而且增長是越多越好。套用在教育界,其理據在於學校運用公帑,應用得其所,而最能證明用得其所的方法,便是去計算學生經過教育後是否有所增值。根據教育署於2002年呈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文件,增值指標旨在「協助學校自我評估和自我完善」,以作「質素保證」。換言之,增值指標就是以數字計算學校質素的工具,正正與上市公司要向消費者公佈業績的邏輯如出一轍。這種思維一直發展至今日,由教育局到學校行政,由校方決策到小小的試卷分析,都以大大小小的數據去檢討回饋。然而學校畢竟不是商業機構,真能簡單以數據計算增值嗎?

即便把學校當商業機構辦,增值指標亦未能明確反映學校水平。中文大學教育學者曾榮光曾在論文中提及,增值指標本身在統計方法上有誤差,忽略了學生的社經地位、同儕學習氣氛、社會環境等因素引致的差異,根本未能全面反映學校的教育水平。此外,指標經常被錯誤解讀為「負增長」或「無增長」。實際上只要達至預期目標,便是「合符預期增長」,而即便不符目標,亦只是「增長不足」,不是「負增長」。但不少學校卻經常因傳媒和同工間簡化為「負增上」,而陷入無法幫助學生的標籤當中。使弱勢學校面對更沉重的壓力。

雖然教育署及後禁止學校公佈增值指標,然而教育署擁有全港中學的數據,成為懸在校方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根據上文提及的報告,「視學隊伍會參考學校的增值數據,評估學校工作的表現;教育署亦會在系統層面監察學校的增值表現。當學校的增值表現持續欠佳時,教育署會提供適當的支援或採取介入措施。」換言之,學校增值指標雖然不公開,但教育署會檢查數據,評鑒學校表現,從而對增值表現不佳的學校施加壓力。同時,「增值指標亦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資料。在有需要時,可透過分析不同取樣學校的增值表現,以助評估某些教育政策的效能,例如與教育改革和課程改革有關的政策。」因此,有人認為增值指標其實是殺校指標,讓教育局以增值不足、辦學太差為藉口殺校。如此一來,局方口中推行校本管理,卻另一方面以此指標遙控學校發展。教改一方面說放寛學校自主,卻另一方面意圖控制學校,成為香港最矛盾的一大教育政策。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說,現代社會總邁向一個理性化的過程,將一切事物變得可計量,而失卻其真正意義。仔細思考一下:出現增值指標,將學校管理的合作、教師士氣、學生成長、情意發展、危機管理……化成一個又一個的統計數字。然而育人的工作、學生的成長,似乎又不同於生意增長、電腦和數字的工作。用數字去解釋教育結果,能否反映學生在學業成績以外的五育發展?如此解釋,是理性抑或不理性?

以數字量化學生成長,增值指標只是第一步。及後教改和校本管理的各種要求,更令人瞠目結舌。當下暫且讓我們回到咸亨酒家:當擇善固執的孔乙己問到「讀書人的事,能算增值麼?」是否眾人都哄笑起來,而不去深思,我們需要怎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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