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只是「鹹味」的色情刊物到了無「人味」的道德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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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只是「鹹味」的色情刊物到了無「人味」的道德倫理

小曹

二月底,嶺南大學邀請了李偉儀談談色情刊物。一如其他以色‧性‧情‧慾為題材的專題演講一樣,不消一會兒同學便擠滿整個演講廰。以情色作家自居的李偉儀是我相識了好幾年的朋友。有朋自遠方來,自然要放下手上沒完沒了的工作,擠在同學們中一起湊過熱鬧。偉儀向聽眾概括地展示了由八十年代開始至今,色情刊物在內容、風格和包裝上的轉變。在投影機下翻開一頁又頁變黃了的紙張,八十年代本地的色情刊物其實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那麼「鹹」,書刊中還會特意加入和標榜政治花邊或內幕新聞,除了偶爾幾張女性全裸的圖像為讀性帶來視覺和慾望上的刺激,揭秘式的政治新聞亦擴闊了讀者的眼界。畢竟色慾和(廣義的)政治總是分不開的,有時候閱讀那些被描繪為秘聞的讀物還可能為我們帶來快感呢!

色情刊物對這位身體力行的女性主義者來說,似乎難以逃避在女性主義陣營內對立的立場。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認為色情刊物把女性的身體肆意切割,蔑視女性為一個完整的主體,而且這種對女性身體切割式的凝視(gazing)當然是父權主義自我複製的絕佳場所。如果女性主義真如bell hook在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Passionate Politics (2000)一書中所簡潔定義為對抗性別主義(sexism)的社會運動,那麼女性主義者又那有不「反色」之理?偉儀開宗明義地說她不會如此簡單地處理色情刊物,把它先驗地視為打從「本質上」便壓制女性的父權產物。她選取了一個著重色情刊物如何被消費的角度來出發,回顧色情刊物置身在八十年代至今的香港社經脈絡,為女男和同志提供了一個怎樣的空間。其中一期的《龍虎豹》以大意是〈獻給長時訂閱的女性讀者們〉為題,展示裸露兩點的熱血男模照片。偉儀分析指當時還未有打正旗號的同志刊物,以異性戀男性為銷售對象的色情刊物,因偶爾刊登男模照片而被同志購買,讓她/他們既可以在恐同的社會上作自我掩護,也可以一飽性福。

事實上,這種意義被閱讀者挪用的現象可以說是俯拾皆是。Stuart Hall(1980)著名的文章Encoding/Decoding的中心論點就點出,訊息在發放和接收的過程往往不是直線和直接的。因此,他按照訊息發放和接收的異同,把閱讀/解讀分為三種策略:第一種是霸權式的閱讀/解讀策略(hegemonic strategy),訊息發放者和接收者擁有共同的閱讀框架,意義在傳送的過程保持不變。第二種是協商式的閱讀/解讀策略(negotiated strategy),意思是訊息接收者並不完全同意發放者的閱讀框架,因此出現若干的分歧。第三種是顛覆式的閱讀/解讀策略(oppositional strategy),接收者透過注入自己的主體經驗,把訊息發放者放入文本的意義轉化為己(挪)用,達到抵抗的效果。顛覆式的閱讀策略對文化研究甚有啟發,因為它著重讀者身處的文化/社會環境為她/他設下了甚麼樣的視野的同時也強調讀者在詮釋過程中的主動性。當我們閱讀任何文本的時候,其實正在進行一項找尋文本意義的詮釋工作。詮釋總離不開帶有深刻歷史痕跡的個人經驗和林林總總以此構成的身份和位置。

問答環節將近結束之前,一位嶺南哲學系的學生向偉儀提出一道問題:「你認為你剛才所說的有多少是關乎文化,又有多少是關乎道德?」眾人不明所以,學生便舉例說明:「近日讀報得知有不少的性工作者在性交易完畢後用肥皂清洗陰道,因為她們自覺污穢。報道引述一名醫生稱,以肥皂清洗陰道會破壞陰道內原來有助壓抑細菌滋生的微酸環境,令她們更大可能受到感染。另外,同一篇報道也指出性工作者常因自己所從事的行業而感到情緒低落和自責,那不是一些empirical fact(有經驗為基礎的事實),證明性工作是不道德嗎?」偉儀嘗試把討論拉開,回應指同學可考慮性工作者現時面對的工作環境,但那位同學隨即反駁:「難道你不承認世界上有絕對的道德嗎?」坐在他身旁念文化研究的同學破口大說:「你怎麼可以這樣思考問題!」。

至此,久久按捺的我舉手發言﹕「剛才同學的發言令我回想在差不多150年前在美國有關手淫的討論。當時的醫學界認為手淫是一種需要治療的精神病,輕則面色蒼白、四肢無力,重則面部肌肉、肺部、腦部退化、記憶力日漸衰退、失明、甚至死亡。我想在座絕大部份的男生也有手淫的經驗,當然也包括剛才發言的同學。但今天我們仍然安然坐在演講廳開懷討論。雖然這些手淫的病徵說來可笑,但對於生長在150年的男生而言,這些醫學論述可以帶來真實的後果和影響。有手淫經驗的男生也可能因此而感到情緒低落和自責。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總不能抽離當下的歷史文化脈絡,被視為科學權威的醫學往往是主體形構的其中一個模塑者。因此,我們卻不能把所有社會/文化偏見還原為個人問題。對我來說,性工作者對自己身體的厭惡跟她們身處對性工作者存有敵意的社會不無關係。重點是如何改變那些偏見和令性工作者的工作環境變得更舒適和安全」。

那位哲學系的同學似乎有點不耐煩:「你又憑甚麼證明性工作是道德的?」雖然我以上的回應主要想指出,以個人情感來作道德判斷,往往會忽略了構成這些情感反應的社會文化因素,但同學似乎對「道德」很感興趣,於是我便回答:「道德判斷往往是relational(關係性的),意思是要在具體處境下才可衡量和決定」,同學於是追問:「如果我現在給你一耳光,你認為是否合乎道德?」我答:「這也是relational。假設我正想殺你,若你的一耳光令我清醒,除了是一個道德的行為外,我還多虧你的用心。但若你無故向我襲擊,那我便認為是不道德的」。那位同學憤憤不平地離開,臨走前還大聲道:「你們有這麼多的presumptions(前設)」。其實他和我和偉儀一樣每天都對周遭發生的事持有多不勝數的前設,只是我們敢於承認和面對這些限制。那位哲學系的同學在作出「性工作是不道德」的價值判斷時同樣有多項的前設。第一,他相信自己從報張上閱讀到的報道是真實的。第二,我想陰道內哪些生理化學的反應構成微酸環境以及這個環境又透過哪些生理化學機制壓抑細菌生長也已經超越了他的知識範疇,那他不是前設地相信(1)那位受訪醫生對那些知識有真實並正確的掌握、(2)報刊如實地報道及(3)自己對報道內容的理解正確無誤嗎?我想同學對這些關於人如何獲取知識等知識論問題也會感到興趣吧。

在整個對話中最令我最感擔憂的是那種沒有「人味」的道德討論。彷彿性工作者的經驗在價值判斷中不佔任何位置,她們只是價值判斷的討論對象,是一個被反覆檢視、評核和分析的客體。她們有血有肉的經驗不值任何考慮。我想這與那位同學最初向偉儀提出「文化VS道德」的問題時已透露了點點端倪。「文化VS道德」實際上是倫理學第一課便強調區分「應然(ought to be)」與「實然(to be)」的「反版」。但是我要提出的質疑是,帶有深刻歷史痕跡的主體經驗是否在作價值判斷時永遠是一無是處,不俱任何參考價值?「應然」與「實然」又是否永遠截然二分,清晰易見?我們能否發展出能夠承載豐富主體經驗的價值/道德觀?一個embodied ethics又會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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