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網上看到黃洋達先生就六四集會更改場地的一段短片，唯內容有模糊及矛盾之處，也因關於場地一說鬧得塵土飛揚，故特撰拙文供大家討論。有關黃洋達的說法，可見：
整段片子重覆述說的要點是：把悼念六四的地點移至尖沙咀是對人不對事。那麼對人不對事的意思是甚麼呢，黃洋達所說的是不讓民主黨、教協及支聯會領取道德光環，以防他們以到維園的人數作籌碼，去和中央密談政改出賣港人。
這個想法很令人摸不著頭腦。為甚麼到維園悼念六四死難者的人，忽然會成為支持政改假普選的籌碼？第一，如果民主黨和教協以維園的人數作為他們和中央密談的基礎，我相信絕大部份的港人亦會大力狠批，因為我們去維園是明明確確對殺人政權的反對，對死難者的追悼。不要經常說市民到維園是被民主黨、教協及支聯會利用，這是對每年數以萬計市民的一種極大不尊重。二十多年始終如一，那真的能夠輕易說成利用嗎？
第二，不要天真地以為中共對香港情況的把握弱得如此。如果認為中共會誤把維園的人數等同民主黨、教協及支聯會的影響力基礎，那是流於簡單的判斷。如吳康民所說，在零三七一後中共就發現對香港情況的掌握做得太差，以致錯判形勢硬推23條做成五十萬人大遊行，加強了港人對中共的戒心。其後中共一邊以CEPA及自遊行安撫港人，另一邊加強對港事務的研究，因此很多有關香港研究的基金，港澳事務小組，智囊組織的出現。也因如此，今天的中共無需過問香港行政長官或者香港的政要也能了解香港實情，甚至比特區政府把握得更準確，也藉此時常對香港事務指指點點，間接做成特區政府的實權下挫。民主黨、教協及支聯會的民意基礎，很大程度在於他們（相較其他泛民主派）比較扎實的地區工作。如果說到維園集會就是對民主黨 、教協及支聯會的支持，那請諸君問問今天的年輕人，有多少人認為到維園悼念六四死難者是出於對民主黨、教協及支聯會的支持？
黃洋達先生說對人不對事，說「事情」本身沒有問題，只是要把六四導正去一個正確的方向。那他所說正確的方向是甚麼呢？直接引用他的說話，居然是：「兩個字，反共。」這個方向到底和在二十五年來在維園辦的集會目標，有甚麼不同？到底黃先生的主張是甚麼呢？
黃續說：「只要你（民主黨、教協及支聯會）認同『打倒共產黨，本土民主抗共』，我就甚麼樣都可以。」如果是這樣的話，問題就不在於人了，而是民主黨、教協及支聯會的綱領出了問題。但是如果我上面所說成立的話，即黃的主張和維園六四集會多年來的目標沒有分別，那麼黃的整個說法就有很大的矛盾了。
我猜黃或其支持者能夠點出最大的不同，定是所謂「本土」抗共。那麼，甚麼是本土民主抗共呢？其實際內涵是甚麼呢？我到今天似乎也未聽到過一個比較有力的說法。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追問，在維園辦的六四晚會是不是完全不能含蘊本土因素呢？正如程翔先生近日的文章所指，多年來在維園的六四晚會成為了每年對年青人的教育，提供了他們的共同記憶，也令他們明白到香港與內地的不同，孕育出一代敢於捍衛香港價值的新人，抗拒大陸化。如此一來，每年在六四的集會反而加強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那麼「本土作為離開維園原因」一說，又從何談起？
黃指出：「有人說分散力量會令中共最開心，我不知道減弱維園燭光誰最開心，但我知你（民主黨、教協及支聯會）就一定最不開心。」這個最嚴重的一個問題。我們從事政治活動，原則之後，必談效果。既然黃同意悼念六四的主要目的是「抗共」二字，為甚麼他能夠說出不理中共開心與否，只要民主黨、教協及支聯會不高興即可？這既和他的首要目的有衝突，也會淪為小家的政治鬥氣。
如果我上述幾點之說都成立，即原則問題已不復存在，那麼我們就要考慮甚麼樣的做法最為有效，即對中共構成最大的麻煩。多年來持之以恆在維園的集會已成為大陸以至世界各地所共知的活動，如果更換地點分散人流，肯定會令各界關注港人對六四堅持的消退，進一步瓦解得來不易對中共做成壓力的力量。這在策略上肯定是不智的。
此一片段的時間尤為短絀，如果大家有更豐富的意見，歡迎提出來，有不同的意見對公共討論始終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