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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限富扶貧——富裕中的貧乏(新編)》、《資本主義不是甚麼》、《告别懶人常識——尋找多元的文化生活》等書 網誌

社運

歷史延續感與反謀略抗爭 ——從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談起

歷史延續感與反謀略抗爭 ——從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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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這兩場本地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自然是過去反高鐵、爭普選的延續,但在急劇變化的當代香港社會環境中,亦逐漸呈現出一些新的氣象,包括對歷史延續的關顧情懷,以至愈來愈清晰的公民抗命態度。仔細分析這些新的元素,或能有助我們思考未來社運發展的方向。

假差異與真類同

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的表面差異,在於前者被認為是保衛特定地區(新界東北)或社群(農村/農業/農民)的福祉,後者則為了爭取全港市民普選的權利。然而,新界東北發展與「三農問題」所反映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跟全港社會的未來走向,其實密切相關。因此,分析新界東北與佔中公投這兩場社會運動時,應更集中於它們共同的關注:一方面抗拒來自中央及特區政權的高壓統治與語言偽術,另一方面表現出一種對香港社會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的深刻關懷,以至對本土未來的承擔。

特區與中央政權對這兩場運動的回應,表面上也採取相異的策略:針對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由香港特區政府出手,嘗試孤立要求撤回發展方案的新界東北村民,以發展建屋的「整體利益」,抨擊不遷不拆、保衛農業的「特定訴求」;而針對佔中公投,則特區與中央政權齊齊出手,透過發表《白皮書》以收窄《基本法》的框框,並試圖散播抗爭無用論,打擊民眾繼續反抗的意志、限制港人的選擇。然而,在這表面的差異之下,卻是一種相同的策略和利益——透過採用言不及義、指鹿為馬的假大空話,嘗試化「普選」作小圈子篩選、變「發展」為地產建設,以盡可能保護壟斷階層的特權利益。

歸根究柢,兩場社運的共同點所突顯的,是兩種歷史觀和兩種政治/社運觀的矛盾和對決:一方面是短視單一的發展觀vs.強調結連先輩和後代的歷史延續感的差異,另一方面是「現實政治」所強調的實利謀略vs.「我有我的尊嚴,不想再受損」的抗命姿態的分歧。

歷史延續感

反新界東北運動發言人卓佳佳引用了北美原住民的說話,提出我們現在所能享用的一切「資源」,並非祖先的「遺產」,而是向我們的後代借用的債。這古老的智慧,對在「中環價值」浸淫下長大的都市一代,自然顯得陌生,但卻直白道出了當代社會所愈來愈缺乏的歷史延續感。

經濟學者凱恩斯經常被引用的一句話是:「在長時段中,我們都是死人」(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針對的其實是市場均衡理論,但卻不斷被挪用作說明未來(以至過去)是不重要的。這種散播短視、忽略歷史延續性的理解,之所以在當代社會仍有市場,或許與美國學者拉什(Christopher Lasch)所分析的自戀主義文化的興起有關。他指出,在大眾媒體不斷播放天災戰禍和社會衝突下,現代人愈來愈習慣「災難」,以致逐漸變得麻木。因為感覺當代社會已沒有「將來」(想想"this city is dying"),不少人會變得只管滿足當下短視的欲望或「成就」,「對未來毫無興趣……對過去也是興趣索然的」(p.4),於是「活着只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前輩或後代……失去了屬於源於過去伸向未來的代代相連的整體的感覺」。(p.3)

從特區政府處理考古遺蹟、核電供應、農業與廢物處理等議題的處理方式,大概感受不到多少「源於過去伸向未來的」關顧;而中央與特區政權以至建制派在新界東北與普選等議題所死抱的「只爭朝夕」鬥爭哲學,也離「代代相連的整體感覺」甚遠。吳亮星在「夾硬」通過撥款後立刻「落荒而逃」,或可以說是具體地展現當代拒絕接受任何「失敗」的自戀主義者的「活着只是為了自己」、無心無力無顏面對「前輩或後代」的一種不堪形象。

這些只顧眼前成敗利益的自戀者,自然無法,或不願去理解為何愈來愈多港人甘願抗拒短期的經濟實利,反自由行、棄東北發展、抗第三條機場跑道,甚至願意擔負被捕或受封殺的風險,對「發展」和利誘說不。民間高唱「試問誰仍未發聲」,在意的,並不是個人利益,而是對先人建設我城的承繼,以至對後代的關懷和責任。換句話說,是建基於一種沉重的歷史延續感的呼召,這恐怕無法為輕佻的花言巧語公關偽術所遮蔽,也不會被「抗爭無用」的認命心態或「現實政治」的謀略考量所取代。

反謀略的抗爭

政府和建制派在反佔中公投中,主要的策略是嘗試製造抗爭無用,企圖指出中央政權的強大,港人的任何激烈抗爭也無異以卵擊石。這在某程度上也達至了一定的效果,例如令一些參與佔中公投的受訪者,會說70多萬的民意也不能改變中央的決定。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他們仍然願意站出來投票。

另一方面,「策略家們」提出的「現實政治」,強調的是謀略和行動的「實際」或立竿見影的效果。循這思路,新界東北抗爭和佔中運動的操作,可供批評的「謀略失誤」,也許多不勝數,例如指「反新界東北發展」行動不夠「勇武」,又或批評其過分「暴力」;又例如指篩選公投3方案進退失據,或強調「公民提名」不切實際。不過,這些評論,都沒有觸及以至理解這兩場運動參與者的情感和態度。

在社會不斷兩極分化、不公義事件充斥的世代,全球各地湧現各式各樣的公民抗命甚至起義,行動方式儘管不一,但堅守及爭取的,是每個人都應享有的生命的尊嚴。福柯(Foucault)提出,「策略家們」的「抗爭無用論」,是應該要反對的。他認為,當面對權力違反了普世價值時,每個個體所作出的抗命或起義的決定,都應受尊重。願意拿自己的生命冒險的抗命或起義,使人成為自主的主體,僅是其對無限濫權者說不的「存在」,就已足夠。因此,他的立場是「反謀略」(antistrategic)的,不同意對那些拒絕出賣生命尊嚴的抗爭者作輕率的評論。 (Michel Foucault Essential Works, pp.449-453)

演藝學院畢業禮同學的表現,或可看作是對無限濫權的政權代表說不的一種和平方式。如果濫權的自戀者將在其出席的任何地方、場合,都遇上對他們的濫權行為說不的抗命,令他們最終只能像吳亮星般「落荒而逃」,或至少不容易自我感覺良好,這大概也能稍為打擊自戀文化的擴展,同時彰顯並維護每個人都應享有的不順服於濫權的生命的尊嚴。

餘話

佔中公投的街站與網上動員,反新界東北的集會示威,都有不少年輕人的身影。看見他們到街頭游說、赴示威前線、上電視電台、於網上呼喊等奔走努力,換來的總是各種帶官腔的語言偽術,「謀略家」的批評責難,甚或惹上官非,總會想起差不多90年前魯迅先生寫的幾句話:「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無花的薔薇之二〉,1926年3月29日《語絲》周刊第72期)。自然,今日的香港局勢,還未有90年前的中國般惡劣,而除了年輕學生,還有70多萬民眾的投票表態;今天的「當局者」,仍未至於「將他們虐殺」。不過,無論現在還是過去,年輕學生都「本應該安心讀書的」,但香港當下的「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當局者」如果「稍有良心」,在施政匯報中,是否也應作一點「反躬自責」?然而,警察竟將他們拉了……

在缺乏歷史延續感的當代社會,不妨重溫法國已故歷史學者布羅岱爾的智慧:「我們同時在短時間中和長時間中生活,我所說的語言,我從事的職業,我的信仰,我周圍的各色人等,都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這一切先我而存在,等我死後也還將存在」;又或細味魯迅先生寫於「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的提點:「如果(香港)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濫權者) 的意料之外」。

參考書目:

1. 拉什(Christopher Lasch):《自戀主義文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陳紅雯、呂明譯,2013。

2. 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三聯書店,顧良、施康強譯,1993。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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