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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對學運明星放榜獵奇?--不如聚焦質問政府:香港人的大學學位那裡去了?

對學運明星放榜獵奇?--不如聚焦質問政府:香港人的大學學位那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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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又是一個放榜日。與其因傳媒效應或獵奇心態而迷戀明星放榜問題,香港人不如追問對我城更多生死尤關的議題:我們的大學學位那裡去了?香港政府資助學士學位學額,十多年來一直停留在18%(相對於適齡人口)的低水平,是項政策令一代又一代合乎資格、希望繼續在專攻學術之路的學生無法入讀本地大學資助學位,被逼推向入讀自資學士或副學士課程。而副學士的昂貴學費正正對在一學生生活環境造成沉重負擔,學債亦對畢業後的生活造成壓力。吳克儉與其風涼說話:「努力未必成功,放棄一定失敗」,不如反省一局之長何以低劣至將考生問題歸咎個人失敗,而缺乏檢討錯漏百出的教育制度的能力?

永遠的18%

現時香港只有18%的人能夠就讀由政府資助的大學學位,而每年符合政府所制訂的入讀大學資格的人卻遠比15000個資助學位多。若果一名學生能符合所謂的入學條件,就應該獲得入讀資助學位的機會。因此,政府應加大資助大學學位的學額,讓所有合符資格的人士都有同等機會選擇就讀與否。本港的大學入學率資助學士課程入學率只維持在約 18%,但在歐美國家,學生獲得資助學位的比率都超過5成,日本亦接近5成,即使只有三所大學的新加坡,升學率也有25%;台灣和南韓亦達到 94.4%和70%。在2013/14 年度,本港的教育經常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GDP)僅 3%,遠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OECD)平均值的 6.3%。本港的大學入學率亦遠遠落後於鄰近地區。非本地生現只限為本地生的兩成,當屬合理比例,但學位數量上,明明本地需求求過於供,當局卻置若罔聞,當屬人才培育的嚴重浪費!

群魔亂舞的副學士課程

董建華年代,他大年提倡香港的大專人口要在十年內達到六成以上,催生大量副學位課程。此方向下,不論是資助院校或是自資院校,均大量開創副學位課程,為學生提供資助學位以外的升學途徑。但此舉卻將教育轉化成可買可賣的商品化發展,沾污扭曲教育意義。這些自資院校以紛雜理由向學生收取高昂學費,形成了一種以高價出買教育的局面。但政府卻沒有就著自資院校的情況制訂合適的監管手法,放任院校不斷剝削學生,並間接造就大量認受性成疑及質素參差的課程。最近城大打升出售城大專業進修學院(CCCU),正正見到城大已然視教育為一盤生意,可隨意交收,學生升學衍接、學位認受、老師教職前景,完全非其關注議題。政府須要承擔其本應擔當的教育責任,不能將教育的責任外判!當局應按院校情況制定合適的監管機制以保障同學的權益外,亦應協助自資院校發展,以減輕院校於發展時所承擔的壓力與失控,令整個高等教育的境象重塑多元性。

副學士所為何事--職業導向抑或學術為本?

副學位課程不斷開辦,亦造成另一重問題:職業導向性質的高級文憑課程(Higher Diploma)與學術知識為本的副學士(Associate Degree)課程定位混淆不清,對社會人才輸送有害無益。高級文憑課程本來旨在為學生提供較實戰性質的職業教育,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而副學位課程則本應較著重學術型的通識知識傳授,為學生提供公開試以外的途徑,奠下根基,升讀研究型大學學位。然而,隨著教育商品化的推進,院校不斷開辦不同的副學位課程並收取高昂的學費,但院校並未就高級文憑課程及副學士課程的定位作清晰區別,令兩類課程的定位漸漸模糊,亦令學生、社會無所適從,無從區分二者之別。院校開辦不同課程,應有明確及清晰的目的及方針,到底是不職業導向,抑或另類路線作學術追求,涵接大學。當局不能只開空頭支票,放任三流課程充斥市面,累及學子及香港社會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

本土研究生與本土研究缺乏的迷思

除了增加資助學士學位課程,修正副學士學位的爛攤子,當局亦必須從立即增加研究生課程學額,協助大學培訓本地研究人才,並控制非本地生的比例。目前大專院校傾斜國際化發展,只有英語論文及中國議題會獲計算在教授功勞之內。日積月累,院校政策幾乎斷送了所有本土研究,勒令教授勿作本地學術專攻之路,剦割大學為社會公共事務提供及產出知識的角色與能力。另外,加上本地議題研究撥款不足,院校及當局不重視本土學術人才的培養,未有提供足夠資源予本地學生繼續進修,促使研究生比例嚴重失調,間接令大專院校失卻為本地社會服務職責。早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期間, 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已曾指出,本地研究生的比例由 2008/09 學年佔總人數40.6%下跌至 2013/14 學年的 22.1%;相反,內地生的比例由 55.8%上升至 68%,本地生僅佔兩成。非本地生無異對院校發展及知識文化交流有重要影響,但本土院校培養本地人才,院校及當局卻是責無旁貸,必須作政策修改!

巨額學債 壓死學子

然而在香港,不論任何升學途徑,我們都面對一個共同問題:畢業後的欠債貸款。香港青年協會去年發表報告,指出修讀資助課程的大專生畢業後平均需償還近十三萬元,自資課程的貸款額更高達十九萬元,受訪的七百多名曾申請政府資助或貸款的全日制大專生中,只有一成半人非常有信心可按時償還,四成三人估計三十歲或之後才能清還貸款。當學生與政府只成了借貸人與放債人的關係,這套商業社會的營運模式若持續下去,必然會使教育商品化的問題漸趨嚴峻,亦令學子無法再一個需要變革與創新的城市中勇於創新,被逼在工作巨輪下蛇行,難以推動社會變革。

高昂學債對大專生的負擔及影響,只會扼殺年輕一代的活力及創意。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學生向政府申請貸款應付昂貴學費愈趨普遍,但政府對教育議題的輕視,令學債問題日益嚴重。教育不是福利,而是政府保障市民教育權利,從而維繫社會創意及活力的必然責任。增加教育資源從而提升教育水平及本地競爭力,是政府辦教育的必然之事,正視學債問題,政府無疑是責無旁貸。政府需正視教育議題,不要再讓百孔千瘡的教育政策繼續沉淪下去,令飽受巨額學債問題所煎熬的莘莘學子可以獲得適當的幫忙。

教育並非少數人或社會上的「精英」才有權享受,教育的本質當為將一個人從無知中解放,獲得求真與批判的能力,從追求學術中去追求自己應屬的社會道路。每個市民都不應囿於社會背景、經濟狀況,而折損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吳克儉與梁振英與其作公關秀,我城市民與其迷戀社運中堅的成績,不如循其本,解決高等教育以至我城長遠發展的問題,停止年復一年以考試成績論成敗的表層討論。屆時,我城方可重光,有見希望。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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