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說我的歷史。我於2001年在香港大學社工系畢業，那時社福界正值風雨飄搖的時候，註冊制度剛設不久，社工是否需要專業化的爭議還沒有結論；還有一筆過撥款和七折支薪的問題，都令不論現職社工和學生都沮喪非常。可惜當時社工們即使努力咆哮，卻不能改變政策推行的命運。社福界的厄運告訴我，我選讀時所抱的希望-推動社會變革、讓基層活得有尊嚴，似乎在社福界難以實踐，因此我畢業後，都極少在社工專業的前線工作，反而在社會運動中愈來愈積極。
但後來，在2009-2010年的菜園村保衛運動中，我找到了社工和社會運動的關係，也發現了社工在社運中獨特和不可取代的位置。
社會運動除了鎂光燈下的領袖和鏡頭焦點的社會行動外，紥實的群眾組織才是社運的成功基礎，我們會搞集會抗爭的行動者，回到社區，還是需要和村民建立信任關係，社區調查、家訪、每星期開村民大會、處理個案的工作，而我也是因為社工的訓練，讓我更能好好進行組織的工作。
當我以為和社工漸行漸遠的時候，我卻發現，這些能力，不就是社工最擅長的工作嗎？和弱勢同行，不就是我們所學習的社工價值嗎？可惜的是，在村內出現的社工，只是協助港鐵搬遷村民的社工隊，令村民對社工產生極差的印象。這時候，我就想通了，有許多同工默默耕耘，但社福制度卻生病了。
因此，我們需要的是，從社工職業中解放社工價值和精神，重拾社工作為一個獨立公民的身份，而非捆綁於工作的機構或社工註冊制度。為此，我和一班有共同願望而在前線努力的同工，創立了「社工復興運動」。
我成功註冊了！
近年愈來愈多青年參與關社行列，社工學生並不例外，動員人數更可說冠絕各學系。然而，我卻碰到不少同學，走到抗爭的前線時，會擔心被捕會影響註冊、找工作，因為這些恐懼而「肋住」不行動。
不行動可以是因為不認同，但如果是因為恐懼，就需要問，這是真實的嗎?「恐懼」的可怖之處，就在於它的虛無而不實在，沒有證據就足以控制人們的行為。恐懼的感覺是真實的，但它出現的理由未必是存在的。
我不甘心，不甘心我們所認同社工爭取公義的價值會被不明不白的恐懼埋葬，因此我決定去註冊社工。
因為2011年6月4日參與了一次遊行而非控「非法集結」並入罪，留有案底，我想到我就要利用自己的「帶罪之身」，去找尋真相，就在政改和佔中前夕，我決定申請註冊，看看註冊局會否接納。如接納，望能為其他同工和同學釋除疑慮；若不，就應該進一步詰問註冊制度如果實現社工價值。
結果比想像中順利，不過幾個月，註冊局就告訴我成功了!據知，一般的申請原是由社工註冊局的小組處理，但我的申請卻交予大會投票，除了一位我在學時的老師外，經過不多的爭論，就獲全票通過。
我相信，是次申請已成案例，證明因為公民抗命而留案底是無礙註冊的！
社工和公民抗命
不論民主或專制的地方，每一個政權都需要建立認受性，需要人民及不同身份的公民的合作來支撐，若沒有人民的支持，政權的穩定性都會動搖，即是說，人民可以發揮其自主性，向一個沒有人民認同的政權採取不合作的行動。這就是公民抗命的精神！
而法律，本來就是政權控制人民的工具，好的法律可保障人人平等，但法律也有其政治性，就是維穩的工具。君不見政治罪行如《公安條例》的立法背景就是在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為維穩所設立，而香港最早的《社團條例》就是百年前的港英政府，為阻撓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所設立。這些條例，都是在限制聯合國公約所賦予人民的表達、示威和結社自由。
因此，法律是「死」的，可以有不公義之處，而法治的最高原則「以法達義」卻是其最高原則，「公民抗命」就是爭取公義，而拒絕為不公義的法律合作。
社會工作者不同於其他職業，我們的道德承載應該超越和社福機構和制度的「僱傭關係」。我們會為弱勢社群服務，同時也是在協助政府資源分配，甚或代表政府行使權力。選擇作社會癒合（social healing）或是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如何取捨，社工是否可以有其獨立的意志？
社工的公民抗命，就是向不公義的命令和命運說不，目的就是為實踐社工爭取公義的價值。
今天，香港貧富懸殊嚴重、基層生活困難、政治自主面臨重大危機，社工豈能獨善其身。隨波逐流最輕鬆，但獨立也不代表孤獨，有相同想法的同工可以互相倚傍，讓我們走下去也不會太沉重。
關於公民抗命要知道的事
日期：二零一四年八月二日
時間：晚上七時至十時
地點：浸會大學聯福道校舍
學術及行政大樓十樓1038室
講者：1/7被捕社工、葉寶琳
主持：邵家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