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獨媒記者Gundam Lam
前晚的立法會衝擊，惹來很多雨傘運動支持者的不滿，主要是針對衝擊者們的缺乏承擔。像是明知這類激進行動會激起輿論反彈，他們為什麼可以打了就跑？為什麼不堂堂正正為一己信念負責，而要由其他人代為承擔後果呢？
當中一些人更是雙重標準。例如當衝擊行動被質疑，說既然蒙面人如此勇武，何不卸下面具呢？一些支持者就答：他們只是一介平民，不承擔刑法風險乃人之常情；就當大家同意好吧，可矛盾是當大家疑問，這樣子突發即興的散亂衝擊，容易連累了側邊佔領者白吃警棍，同一些人竟答道：來得佔領就預了有風險！
我想問，他人的常情又去了哪裏？尤其，當這些人指控所有非我族類的同路人（當晚衝擊前後，他們圍大台罵糾察鬧長毛斥張超雄），似乎只能封閉於一己的常情中。
可能是很少數，但政治社會的確出現了一批無臉孔無責任之新人類。無責任是因為在這些人的政治感知裏，似乎並沒有他人的存在，而我們都知，這種獨斷單音，對公共生活而言是災難，因為按定義來說，政治本來是「眾人」之事，原意是於複數的人們之間所進行的共同事業。如果沒有他人，不啻是取消政治。
正在抬頭的這股極端政治，其邏輯是將政治直接軍事化，建構一組我們和他們的極端對立。又例如，好些言論認為，佔領區毋須再爭取佔領區外的人的認同，因為：認同的人就認同，不認同的人就不認同。
這是封閉而非堅定，是持續地落入一種取消他人的姿態，所以一旦遇上不同意見，他們很少願意公開說理或努力爭取支持，而是選擇叫你收聲，踩台，甚或四處張貼抹黑海報。
與其說這也是敵友之分的一種政治性，倒不如說是一種無法應付他人的封閉無能，其病症正在於他們不斷的轉友為敵，只能活於自己的常情。可是政治本來是面向公共，穿越特殊走向普遍，這似乎是極端政治的死穴。
文章刊於今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