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甚至戰時，英國政府本選定舟山作永久佔領，後來卻演變成佔領香港島歸還舟山。即便如此，在《南京條約》簽訂後，英國政府本打算將香港島也一併歸還給中國，卻竟又在條約生效前五個月才對割讓香港島作出肯定。究竟是什麼原因影響到由舟山至香港島的曲折轉換？對英國政府來說，香港島「勝過」舟山的地方究竟在那裏和其又意味著什麼？這些原因又把清朝帶進什麼境地？透過了解舟山/香港島/清朝的關係，在與中國的定位上，能否帶來多一點視角和思考維度？
筆者嘗試通過全文，帶出透過了解鴉片戰爭中舟山與香港島的轉折命運，突出香港島「勝過」舟山並最後被選定為割讓地之原因，就是作為鴉片基地作傾銷全國的「批發」能力，藉此正視清朝失敗與香港成功的互換關係，並就這個關係重新梳理香港與中國的定位。這樣，或許能從日漸走進「他者」的格局中走出來後，找出與中國的接通點。倘若能夠接通，或許最終能為香港民主提供多一點可能性。
1）清朝口岸開放簡史
康熙年間，清朝統一台灣後，清廷發佈「開海貿易」諭旨。隨後確定了「四榷關」，即設粵海關於廣東的澳門、閩海關於福建的漳州、浙海關於浙江的寧波，和江海關於江南的雲台山（今江蘇連雲港附近），為對外通商之地。
乾隆初期，隨著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貿易額愈來愈大，公司對廣州行商制度和陋規的不滿聲音亦愈來愈大。1755年，他們派遣艦隊到達寧波定海港，採購茶絲等中國名產，並出售歐洲的商品，業務非常成功。因此，在1756和1757年，到廣州的商船數量大幅減少，影響了粤海的關稅收入。於是，兩廣總督楊應琚就此事奏請皇帝，希望提高浙海關税，並勒令「番商」（主要指英國、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洋商人）只能在廣州進行貿易。於是，在1757年12月20日乾隆下了一則上諭，將「番商」限定於廣州進行貿易。（1）
面對急劇膨脹的貿易，商埠卻又相對日益縮小，英商一直都企圖在廣州以北沿海區域開辟更多商埠，史稱「北部開港運動」。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政府在東印度公司的資助下曾先後三次遣使來華，（2）但無一不遭清廷反對。
2）英商為何必要清廷開關不可？
1825年，英國發生了產能過剩的經濟危機。三十年代英國工業革命大致完成，英國政府和企業對佔領巨大中國市場的意願非常迫切。當時英國主要工業紡織業，就涶涎一個能夠容納紡織品傾銷的市場。然而，當時中國仍然處於自然經濟狀態，對英國貨品的需求甚微；反之，英國對中國貨品卻需求甚切。
在鴉片戰爭之前，中英貿易主要的商品，是中國出口商品第一位的茶葉和第二位的絲綢；而英國對華出口方面，在1820年之前第一位的是棉花。
由於茶葉利潤驚人，因此從1813年起，東印度公司便逐漸主力發展茶葉貿易。
在產地方面，中國的茶葉盛產於福建、安徽、江浙等省，這些產區平均距離廣州1200公里，即要花上一至兩個月時間才能送抵廣州。基於長途的運送影響成本和茶葉質素，假如能夠在廣州以北開埠，對於英商來說，在成本和質素上的控制無疑非常重要。
而在鴉片貿易出現前向來是中國第二大宗的出口絲綢，主要產區為長江三角洲的湖絲（英國商人稱「南京絲」，實際上是湖州所產的生絲），和廣東的土絲。
堪稱「全國蠶鄉」的湖絲，品質極高；而土絲又稱「粗絲」，其品質遠在湖絲之下。因此，將貿易口岸限制於廣州，無疑又是影響了成本和營利。
在鴉片貿易形成前，中國的茶絲輸往英國，英國的工業商品輸往印度，印度棉花則輸往中國，形成一個三角的貿易關係。然而，印度棉在廣東省的需求量很少，而主要的使用者又是江浙和其他省份的織戶，因此影響印棉的需求量和價值不是廣州口岸，而主要是南京等棉市。
故此，打開江浙甚至廣州以北任何口岸，可使英國的貿易直接插入商埠，愈接近產區（特別是茶和絲），就愈能減低成本，而英國貨亦更便捷地傾銷中國。
此外，清政府的廣州一口通商政策由來已久，形成了一套公行中介、外貿壟斷、限制外商等為目的的貿易體制，英人欲求突破，開辟新埠無疑就是要打破這些貿易障礙。因此，尋求打開距京愈近愈好的商埠，就愈能夠向清廷施加更強的影響力。而這種對華展開合法正常貿易的要求，就是英國發動鴉片戰爭雙重原因的其中之一（其二保護在華鴉片利益）。（3）
對華展開合法正常貿易是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基本動因；而保護在華鴉片利益則是發動戰爭的直接導火線。兩者角色不同，它們有時又因應不同時期的需要而使比例有所調整，有時兩者又一同配合。
3）首要是開放口岸，但為何卻又割讓領土？
鴉片戰爭時期的首任外交大臣麥尊（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和於1841年9月繼任的外交大臣鴨巴甸（George Hamilton-Gordon, 4th Earl of Aberdeen）均闡明了政府對佔領地態度取向的一個共識，就是希望以佔領地作為軍事據點。但事實上，在執行的實際過程中，卻嚴重偏離了政府的原意。
儘管英政府對開埠非常重視，把它列為對華交涉「絕對必要條件」的首項，但在鴉片戰爭時期中英交涉的一段時間裏，在華全權代表義律卻沒有把這項內容向中方表達。
1840年2月英政府提出《對華條約草案》，首項是要求清廷開放廣州、廈門、福州、上海和寧波口岸。而割讓中國沿海島嶼，則置於草約的第三項。對於草約中項目的重要性，巴麥尊的指令是第一項必須取得，而第三項是力爭取得。然而駐華全權代表義律（Sir Charles Elliot）等人卻將這兩項作為替代條款，即如要求第一項，則放棄第三項的爭取，反之亦然。在義律的觀點看來，開放口岸的重要性明顯低於割讓領土，而後來義律對於領土的目標，更由舟山轉換到香港島（義律的心態轉變將於5.2詳述）。
儘管英國人的處事方式謹慎細致，軍事行動亦有周詳的計劃作為框架，然而政策歸政策，實行起來難免會出現偏差。
在1840年12月的廣州談判中，基於清廷對割讓舟山的強烈反對，促使義律放棄舟山佔領，並以舟山作為勒索開放口岸的籌碼。可是在義律沒有強烈要求開放口岸的前提下，卻以要求割讓香港島作為代價的結果。然而，最終五口通商的開放，卻諷刺地還是要透過武力才能取得，可是義律於此前（1841年2月25日）已擅自撤出舟山。後來繼承義律的砵甸乍（Sir Henry Pottinger）重佔舟山，最後還贊同義律的觀點，決定以香港島作為割讓地（這點將於5.4詳述），再一次偏離了兩位外交大臣和維多利亞女王的訓令。
4）英政府對舟山的覬覦
究竟本來為什麼是舟山？英政府對舟山的覬覦，早始於1689年。
當時由於外商在寧波走私稅嚴重，清政府在舟山開設「紅毛館」，專為與洋人通商。1700年英國公司已在島上建立商務監督公署，派出商務監督，以10萬多英鎊作投資，而同一時期英國對廣州厦門的聯合投資額合共不過75000英鎊，其對舟山和廣厦的期望不可同日而喻。1793年，馬戛爾尼代表團來華，要求出讓舟山被拒。（4）
即使清廷於1756年下令關閉「紅毛館」和後來對出讓舟山的要求被拒，但仍然沒有阻止英人對舟山的覬覦。
英國政府在策劃鴉片戰爭時，攫取中國土地早已成為既定政策。1839年10月1日，英國內閣作出發動侵華戰爭的決定。1839年10月18日，巴麥尊向義律傳達內閣意見，要求義律奪取中國「舟山群島的一個島嶼或廈門城」，以「作為遠征軍的一個集結地點和軍事行動的根據地，而且以後作為英國貿易機構的牢固基地」，並打算作「永久佔領」。（5）
在割讓島嶼「選址」方面，當時英國政府內部提出了台灣、海南、福州、廈門、舟山等地為候選名單。
在眾多選擇中，政府的取態普遍認為台灣和海南面積過大而難以控制和管治，福州廈門卻距離首都太遠而威懾力不足；而對香港島的提出，則是查頓後來提出的另一個方案（Dr. William Jardine，怡和洋行創辨人，港腳商人，又稱「散商」。洋行在廣州成立，主要經營鴉片、茶葉和其他貨物買賣，為鴉片商最重要的發言人。「散商」這點會於註釋26詳述）。然而，這個荒僻小島當時不在英國執政者的視線內，唯獨他們一直以來覬覦的舟山普遍受到政府和商人重視。
在英國內閣決定侵華一個月後的11月9日，義律寄巴麥尊一份備忘錄，同意英國派出武裝部隊「不是廣州，而是舟山和舟山以北建立根據地」。
義律當時向外交部、殖民部、軍部官員大力推銷舟山的條件，認為該處群島良港眾多，靠近富裕地區（上海浙江等地）和北京（當時由舟山往京城需時兩星期，廣州到京城卻要花上一個月），擁有一條宏偉河流和最廣闊的內陸航行網絡。加上腹地江浙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絲茶的主要產區，如果把舟山辟為自由港，它不但可會成為亞洲甚至世界最重要的貿易基地，還可以提供大運河與大海之間的交通控制權，以及「可能大得多的政治影響力」。（6）
1840年7月，英政府向海軍和駐華全權代表下達作戰部署的命令 - 首先封鎖珠江，然後主力攻佔舟山，在島上建立指揮部和軍事基地，並向白河河口進發。
在7月6日，英軍僅用了九分鐘便攻佔了舟山，這亦是英軍首次佔領中國領土。在佔領的七個月內，英方在島上成立了殖民局 - 巡理府，宣布島上所有民政、財政和司法管理由英方執行，島上居民需向殖民政府納稅，接受英國法律管轄。此後，舟山被強行劃分為自由貿易港，而在傳教士郭士立出任定海知縣期間，還在島上設立書院、育嬰堂、苦老院、養濟院等機構，大力發展島上基礎建設。
由此可見，舟山一帶是英國發動這次侵略戰的戰略重點。攫取舟山而並非香港島，亦反映到英國發動鴉片戰爭雙重原因之一 - 要求開放口岸，即對華展開合法正常貿易的重要性。
結語
鑑於當時英國國情，中國如夢幻般的龐大市場，無疑成為了英國貿易的對象。而從來是英國政府情意結的舟山，便成為對華展開合法正常貿易在外交、商業和軍事上的巨大籌碼。
註：
（1）對於「閉關政策」，據近年學者的最新研究顯示，乾隆的詔書旨在將「番商」限定在廣州貿易，而並非要關閉三口岸。該詔書節錄如下（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即1757年12月20日）：
「凡番船至廣...（中略）...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粤關，傳諭該商等知悉...（中略）...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此於粤民生計開赣、韶等關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由此可見，該詔書沒有提及過要將三口岸關閉，再者江浙閩三關由乾隆、嘉慶至道光年間，就貿易總額和關稅看來，一直分別與日朝琉（球）進行東洋貿易，而粵海關則重點與西南洋各國進行正常貿易。筆者選用了此研究結果。詳見：http://www.qingstudy.com/data/articles/b01/554.html
而另外，乾隆此下詔還有可能是基於其他考慮。當時在聚居的洋人經常犯案，虐殺華人，而外國商船（包括英船）在來往寧波定海等地貿易時大多攜帶武器等。乾隆為免再出現另一個澳門，於是將口岸鎖定於廣州。
（2）1787年的卡斯卡特使團，1793年的馬戛爾尼團，和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團。《香港史論叢》，劉存寛著，第38-40頁。
（3）第二點為保護在華鴉片利益。《香港史論叢》，劉存寛著，第1-10頁。
（4）「1792年英國政府派遣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代表團出使中國，向清政府提出多項要求，其中包括把舟山附近一個霧社房的小島讓給英商存放貨物和居住。乾隆皇帝斷然拒絕了英國的領土要求。」《簡明香港史》，劉蜀永著，第20頁。
（5）《香港史論叢》，劉存寛著，第14頁。
（6）《轉折-以早期中英關係和＜南京條約＞為考察中心》，郭衛東著，第2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