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持續了兩個月。相信最多人關心的是，運動會以什麼形式結束和帶來什麼結果。有人認為，憑運動激發的政治醒覺已經在年青一輩中萌芽，無論結果如何，運動已經有階段性成果，香港的未來有望。有人則認為，中央政府堅持不退回人大常委「831決定」，運動註定無疾而終。兩者的剖析在層次上不同，結論自然南轅北轍，毫釐千里。在思考任何可能性時，我們必須清楚中港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又有其獨特的憲制地位，片面地把香港抽離作為獨立個體論述，或無視香港自身的獨立性，硬把中國的一套強加在香港身上都會忽略政治的操作條件，以致政治進程膠著。任何改革單純從中國角度或香港角度出發不但無助事態發展，更會助長互相之間的不信任而導致兩敗俱傷。
直至19世紀，中國在政治上都維持著比較封閉的面貌。中國在歷史上向來缺乏中世紀歐洲內部的激烈競爭，沒有宗教傳播的使命特質，自然資源豐盛亦未有為中國帶來擴張和殖民的壓力。秦代以後，在遼闊的國土穩固統治都是中國政權的中心議題。因焉中國比歐洲早1800年建立了強大的官僚體系。長久缺乏內外競爭的情況下，政治的發展強調統治手段的運用（這裡亦涉及哲學家韓非以後的法家發展，在此不詳述），缺乏君權的反思。儒學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著重倫常關係中的責任，未有帶來權利之礎石。行之有效的科舉制度亦為有志從政者帶來機遇，不致國家權力完全架空於人民之上，導致改變制度的誘因從未廣泛出現。君權沒有受到根本上的挑戰亦有其客觀因素，按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國史新論》的說法，「中國自秦以後，卻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社會上又沒有特權貴族存在，散漫的一千幾百個縣行政單位，居民多數在農村，皇帝公選無法推行。有一個舉國共戴長期世襲的元首，國家易趨安定。只求他不太作惡，利害兩權，而容許一個世襲皇室之存在，這不能說是全由於皇帝方面之壓力，也不能說是全由於人民方面之奴性。」
進入19世紀，中國承受著國內外紛至沓來的壓力。朝廷治理不善、列強的洗劫和太平天國起義等，都徹底破壞了長久的秩序。尤其與列強緊密接觸的一個多世紀中，中國政府和人民觀察到的是西方的船堅炮利，而非其政治體制所提供的政治活力。在洋務運動其間，從馮桂芬所說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以及張之洞《勸學篇》所概括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都可窺見出在亡國之初中國社會菁英仍篤信自身的政治與文化。即使1919年「五四運動」其間強調民主和科學，其目的都是以建立國富民強的強大國家為基礎。民主，科學被視為一種手段而已。「外爭國權，內除國賊」並不是以人民整體權益出發，而是國家利益。然而，秩序的崩壞不是以人民自強而結束，而是諷刺地以人民自強而繼續。及後歷史當中，中國老百姓所經歷的又是一幕比一幕更慘痛的亂局，最後以摧毀無數人身心的「文化大革命」落幕。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普遍已經沒有氣力去思考中國政治的缺失，壓根兒已經被躋進馬斯洛需求層次（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的最底部－生理和安全需要勝於一切。
改革開放帶來的深層意義是，中國政府和人民發現走上強大國家的道路並不須依靠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而是用經濟實力都可以打造令人震懾的國家實力。除非中央和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天差地別，否則經濟打造出來的自豪感提供了無遠弗屆的向心力，維繫著政權的穩定性。這說明為什麼很多論述都指出中國政權的正當性和經濟成就密不可分。這種經濟掛帥的意識形態在中國很普遍，不能歸咎於中國人的錢奴性格，而是它聯繫著人民生活安定豐盛，國富民強的欲望。反觀香港，雖然文革期間大量內地人湧到香港避秦，但安居樂業至上的思維起初在兩地沒有太大差異。隨著兩地經濟起飛，在經濟淘金熱的大氣候下，政治問題更往往被壓下去。然而，中產階級的掘起產生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其不可小覷的力量加上香港近三十年的政治發展，造成今天香港和中國內地極大的政治文化差異。這亦是中國政府和香港人必須透徹了解的政治現實。以下會進一步說明。
政權的穩定性往往取決於人民的訴求與其通過政治代表（political representative）力量（例如政黨，非政府組織）的表達。著名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1968年著書《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aties）說道，隨著經濟發展提升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政治體制必須有能力應付接踵而來的社會需要，否則政治秩序將會被瓦解。傳統上，人們傾向把歷史推手歸於中產階級的興起，認為有資產，高教育水平和穩定職業的中產階層必然會萌生「後物質價值」（由政治學家朗奴・英高赫（Ronald Inglehart）於1970年代提出，意指當個體的基本生活所需得到保證後，他們的焦點會放在物質以外的非物質價值上），對政治權力造成壓力。雖然此理論與上述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相映成趣，一定程度上印證了近代政治史的一些發展，但它並沒有進一步剖析「後物質主義」怎樣根植於社會，並立足於政治中。新的社會需要沒有政治代表的梳理難以聚焦，更甭說對政治秩序造成衝擊。香港自80年代初起發展政黨政治，不同聲音通過政治團體在議會和社會中散布，確立香港的政治活力。香港的政治從此在秩序與失序之間徘徊，香港人在討論，爭辯，協商的過程中學會政治之道。正如法國哲學家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在《民主之恨》（Hatred of Democracy）所言，民主不單帶來憲政國家中的助益，還帶來政治秩序之紛擾。香港所面對的困局是，各色各樣且經常彼此扞格的元素本來可以透過政治代表磨合共融，但中央政府在香港97回歸後強調政治秩序，令政治秩序與失序之間的循環受到干擾，阻礙政治的遞嬗，令香港日益走向失序的死胡同。這是硬把中國的一套政治穩定觀搬來香港的後果。
「政治穩定觀」本來並無不妥，它是政治發展的一個必然存在。即使在很多民主國家，「政治穩定觀」都深植於不同形式的思想體系中。但當政治穩定觀結合民族主義在民眾間廣泛傳播，對政治進程造成的斲傷禍害深遠。在中國大陸，人民的訴求暫時未有造成政治上的強大壓力。其中一個原因是經濟發展暫時滿足了一部份人的需要；而人民訴求亦不能通過共產黨以外的政治渠道反映，即使有力量反映卻被種種的手段壓下去，表面社會穩定才得以維繫。但歸根究底，人民的訴求與集體意識之間的微妙平衡有助穩定政權，因此決不可忽略了集體意識所加諸在個體上的影響。人民不滿足於現狀並不代表會選擇破壞政治的穩定性來爭取權益，更何況中國人普遍相信國家主席習近平所提出的「中國夢」（或什麼夢也沒有），希望國家走上富強的康莊大道。根據2013年 Pew Survey of Global Attitudes 調查結果所得，85％的受訪中國人都「非常滿意」國家現在走的道路；這個數字在美國只有31％。可見人民的集體意識（往往是民族主義）穩定了中國的政治。這是否愚民政策的結果？不盡然。中央政府利用民族主義強化自己的正當性（legitimacy）和分散社會問題噪音的類似現象在民主國家俯拾皆是，因此一口咬定愚民政策是中國人「物民」性格的肇因未免有淪為驗證性偏見（confirmation bias）之虞，無視了社會與歷史文化之間的互動。問題應該換另一個角度去看，中央政府不但沒有疏導波動的民族情緒，並且利用人民的共同願景無止盡地擴充權力，這才是政治穩定觀的癥結所在。在1963年出版的《變遷的磨難》（The Ordeal of Change）中，美國作家賀佛爾（Eric Hoffer）說，The Communist regimes have made exaggerated use of the distant, pie-in-the-future type of hope to keep an abused population meek and patient。經過50年的光景，這分析在當今中國仍然擲地有聲。
走筆至此，讀者可能覺得國內情況跟香港的民主進程是兩碼子的事。一國兩制保障香港回歸後制度不變，高度自治，中央應該履行承諾，讓香港的民主路向前走。中國政府應當深知長遠無法悖逆民主這歷史洪流，但有兩個因素盤踞著中央的思忖：一，制度改革的速度；二，港人的「愛國」情懷。
自習近平上台以後，政治改革掀起熱議。當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在中紀委會上推薦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後，托克維爾在中國政治、商業與知識分子中流傳開來，其著書《舊制度與大革命》甚至成為公務員的指定讀物。托克維爾是分析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先驅。他對中央集權和革命的見解精闢，其理論之後亦（間接地）印證了一個歷史巨人－蘇聯－的倒下。怪不得中國政府對他的理論如此重視。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寫道，「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毋庸置疑這是對中國共產黨最具影響力的一句話。一個制度的轉化有著無窮的破壞力和創造力。中國政府在盱衡最近的世界發展，改革時必定會設法抑壓其潛在的破壞力，保護黨中央巋然不動的基礎。共產黨近代史是一個「作用與反作用」的過程。外界越期待中國政府放寬權力控制，中央越會抓緊。從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南巡內部講話我們可以窺見出此意識形態的端倪，「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有人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則就不是改革。這是偷換概念，曲解我們的改革。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他又說，「我們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問題出現顛覆性錯誤，出現後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我們決不自亂陣腳。我們強調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就是要樹立信心。」中國的改革以共產黨權力的考量而始，因此不會讓一國兩制的民主進程變成脫韁野馬，產生一個脫離中央控制的權力核心。在這基礎上，香港民主進程的速度就取決於中央的第二個考量：港人的「愛國」情懷。
愛國主義是一個詭異的概念。盱衡近代歷史，愛國主義往往以愛開始，以暴力結束。愛國本身並無問題，概念上就跟愛家人一樣。可惜的是，近代國家經常把愛國跟民族主義扯上關係，把民族優越感跟排外性結合，將擁護國家傳統和價值扭曲成具侵略性的觸手。中國人受歷史因素影響普遍沒有產生侵略性民族愛國主義，但經濟成就滋長出自大性格，又一次把中國那種以大國自居的傳統性格帶回來。「愛國」淪為純粹金錢力量上的考量，沒有任何道德上的附加價值。用英國作家佐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84》和《動物農場》的作者－在 'Notes on Nationalism’ 的話語說，民族主義關心的是力量，追求的是國家力量和榮耀，是一種進取的態度。反之愛國主義是奉獻性的，希圖國家帶來更好生活，不把個人情感加諸於別人身上，是一種自衞性的態度。由此路進，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人的愛國心態似乎漸次被民族主義所取代。內地所談的愛國主義只不過是一紙包裝，內裡卻是只有金錢和榮耀的民族主義。中央追求這種「偉大民族」的一體感，就是穩定政權的最有效辦法。奇怪的是，香港人不知不覺間被這種虛幻的愛國主義所迷惑，以為共產黨推銷的是「愛國就是愛黨；愛黨就是愛國」，所以選擇拒絕談論「愛國」，甚至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共產黨不怕你不愛它，只怕你不愛祖國，更怕你用錯形式去愛。因為你一脫離國家一體感，它情感上就不能控制你。正如《1984》中，內黨成員 O’Brien 跟主角 Winston Smith 說，「你必須愛老大哥。你服從他是不足夠的，你必須愛他。」（’You must love Big Brother. It is not enough to obey him: you must love him'）
由於內地人和香港人普遍都對愛國主義有一股說不清的迷思，我們必須撇開枝節，溯本求源，把社會形態帶回正軌。根據《文代研究關鍵詞》的解讀，「愛國是現代公民的基本倫理觀念，國家通過時時將公民牽扯進國家事務中，並針對他們的生活設計和描繪一幅幅合理、且具有誘惑力的遠景藍圖，從而把國民緊緊地團結到主權政府周圍」。由此可見，愛國是聯繫國家政治建設和公民的一環。現代公民的「愛國」是政治參與的道德價值，並不代表公民要擁護政權，更不主張排外的民族主義。和中世近代的「愛國」主義不同，愛國並不是強調國家對外的惡性競爭，由爭鬥產生養分；現代的愛國觀念強調政治參與，由公民以政治手段去令國家或政治體系強大，改變當中國民的生活素質。與民主不同的是，民主是一個參與過程，內容強調人和人的關係；愛國則是政治體系的一個強化過程。當中強調整體性，與民主強調的個人性大異其趣。在此析論上，內地人和香港人的愛國情懷可以是一致的，並不依靠文化共同體集體意志去表達。美國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中提出溝通和交通的發展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而印刷和傳媒的興起進一步把人民距離拉近，在人們腦海中建構有共同身分象徵的「想像的共同體」。今天香港和內地的傳媒很多時候強調兩地之間的差異，向相反方向建構「想像的分離體」。即使在一國兩制下中國和香港的確成為命運共同體，但人心之離異卻成為鬩牆之禍，兩地人民不得不活在同一國家下卻不能在同一基礎上共同奮鬥。在如斯背景下，香港人不想成為「醜陋的中國人」，中國政府不想精神上的「港獨」分子成為香港主流，兩股力量形成政治上的磨擦，為兩地的政治發展蓋上陰霾。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之前提出「政治問題，政治解決；香港問題，香港解決」。誠然，政改問題一直是政治問題，甚至是國家問題，所以單從香港角度出發是解決不了。由於香港的特殊憲政地位，政改必定會受中央制約，甚至受其喜怒哀樂左右。嚴峻的現實是，中國和香港的關係就如國際間的強國和弱國。即使香港受到無理對待，都只能用協商的方式解決。香港既不能從這個政治舞台脫離，又不能將問題訴諸第三者仲裁。今天政改問題上的膠著，毫無疑問是因為兩者的策略誤算而致。中央在控制民眾對普選期望的工作過份樂觀，香港民眾則過份堅持普選的原則，導致談判沒有空間。香港人可以失落於政改，但絕不可以採取玉石俱焚的消極心態繼續抗爭。抗爭，應該是積極的。積極就代表著香港人應該在不同面向上尋求出路，莫就此而止。協商是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基石。即使美國民主共向兩黨因財政問題上嚴重分歧而導致政府暫停運作，最後兩黨都必需以協商解決問題。這就是民主的精要。可能有人認為香港既未有民主，溝通亦不會有成果，在不公平的基礎上於政改上讓步長遠只會助長極權的淫威。但在政治問題上，除非有很多的未知數，否則「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思維不是太理想主義就是太幼稚。在萬山不許一溪奔的國度，香港人爭取民主的心是一股清泉。但清泉必須是智慧之泉，否則玉石俱焚後，卻留下萬山笑我太瘋癲。
其實香港的政治發展有其更深遠意義。在新書《政治秩序與政治衰退》（The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日裔美國政治哲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提到政治發展需要一班對政治有長期承諾的中產階層參與和推動。據說中國有3-4億中產人士，城市人口亦已經佔13多億人口的一半以上。中國人缺乏的是長遠的政治關心，而不是政治參與（例如超過100人參與的群眾事件在2010年已高達180,000件）。要打破權力壟斷需要人民的政治醒覺，香港可以作為模範。香港對中國大陸重要，並不是在於香港可以作為中國面向世界的橋樑，而是因為香港可以作為中國人民面向自身政治的借鏡。香港人既然逃避不了雙方盤根錯節的影響與互動，就應該利用群眾智慧解決今天的政治問題，而不是回到匱乏信任的位置繼續消極的抗爭。不但幫不了香港，亦不能啟迪中華民族。
另一方面，回歸以後中央致力改變香港的政治生態。這是一個嚴重錯誤。一國兩制的構想倒不盡在於保障香港平穩過度，資本主義制度保持香港平穩發展，而是以故領導人鄧小平深明香港的文化及政治制度根本不能夠「回歸」、特意以「兩制」確保河水不犯井水。因此、中央受困於國家主權傳統沉痾，過分地在每一個角落有形無形地行使主權只會製造更多政治亂象。如果政治參與者將忠誠拱手相讓給背後的權力中心，不但侵蝕本地制度，更惡化「代理人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政治參與者本應是香港人福祉的代理人，現在卻利用政治權力維護自己利益。雖然每一個政治體系裡都存在著形形色色的「代理人問題」，但當「代理人問題」是連結內地蔚然成風的「人治」習慣，任何本地的制度改革都難以根除本土問題。香港政治變相成為「一國一制」的產物，其道德能量也日脧月削。中央把香港事務放手給香港人的好處在於「香港問題，香港解決」，以本土智慧解決本土的各種問題。此舉非但提升港人的政治素質，更會增加香港人對中央的信任（或不致信心盡失），避免香港人思維背離祖國，增強香港和內地的正面互動。國家之強大必需有人民心思的配合，「一國兩制」的內蘊有此之效，中央必須緊記。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說過，「要知道一個人是否可信的最好方法就是相信他。」現在就是相信香港人的好時機。中央就不妨放手一試，我相信一定有意想不到的好結果。
今天中國的政治體制不會永續。今天我們會選擇相信中國沒有民主的未來，中國人沒有文明的將來。但與其相信一個黑暗的中國，不如相信人的可能性可以發光發亮。Stanley Milgram, Philip Zimbardo, 和 Hannah Arendt 在不同年代都證實了制度可以扭曲人性，我們今天的使命就是一步步去改變這個制度。除非你相信我們的對手是大好人，否則一下子的改變是沒有可能。在《政道與治道》中，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說，「中國文化，在以前只順治道方面想，是不夠的，必須轉出政道來，對于政權有安排，始可能推進一大步，別開一境界。」中央在香港就是要學會怎樣轉出政道和信任，從政道進入治道，方為長安久治之策，興國之要。
我們不是要求一個完美的制度，只是不希望生活在一個脫離人性的制度下。而真正的政治，是永遠建立在人性之上。人，就是這樣的政治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