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雙重標準的動物。詭異的是，在我們眼中似乎社會的人和事普遍有著雙重標準，唯獨我們甚少承認問題發生在自己身上。雙重標準並非一面倒的壞事：「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是一種雙重標準的取態，但不見得可憎。由此可見，雙重標準惡不在於標準的不等稱運用。雙重標準之所以可惡是其運用所帶出的不公義或偽善（hypocrisy）。例如否定別人說謊，自己卻徹頭徹尾地撒謊便是雙重標準的典型例子。既然雙重標準相當普遍，我們必須瞭解其中肇因並時刻反省，免得令社會蘊釀出習慣性的偽善和不義。以下文章會嘗試解構導致雙重標準的思維元素（非惡意性的雙重標準），希望對讀者有所啟發。
我們大部分人都相信自已是誠實和正直－即使不是大好人，最起碼不是一個壞蛋。在《錯不在我？》一書中，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卡蘿・塔芙瑞斯（Carol Tavris）和艾略特・亞隆森（Elliot Aronson）認為我們會為自己的錯誤行為辯護，正正因為我們不希望打破正直的自我形象。在日常生活中，錯誤往往伴隨著數之不盡的辯解理由；在政治上，錯誤總會被指發生在組織或制度層面（因此鮮有個人需要承擔責任），而更多的情況是政治決定總有一個堂皇的理由為它背書，即使事實証明決定是徹底錯誤的（六四事件和入侵伊拉克都是典型例子）。這類理由稱之為「正當化理由」（justifying reason）。正當化理由的意義不一定是負面的，因為完全忽略正當化理由等同無視事物的實際操作，當時人的客觀情況和持份者之間的張力等，難以使我們對事情有真正的瞭解。
另一方面，人類自古以來是共同生活在信任與不信的微妙平衡之中。社會是建構在互不信任的基礎上，於是有諸多法律和規則維持社會或組織秩序。對於陌生人，我們普遍採取不（完全）信任的態度。在剖析別人行為時，撇除主觀情感之後我們得以依賴的度尺就是社會的（潛）規則和公義原則。在這種情況下，要決定行為是否恰當就必須取決於其「公義理由」（just reason）。雖然在哲學上公義並未有一個清楚的定義，但其理想像乃是清晰可見的。由此路進，公義理由不是一個絕對的標準，本身亦因時代變遷而改變，然而在不同時空裡公義都有一個大部分人默認的準則和理想，社會亦有一定的規則和法律大概勾畫出公義的框架。
正當化理由和公義理由之間沒有根本性矛盾，但在很多情況下兩者會衍生彼此扞格的結論。正當化理由僅代表它有其合理性（legitimacy），並不等於理由必定正當（appropiate），更不代表它定能通過公義尺度的考驗。一般情況下，正當化理由對當事人或機構而言有著無比的說服力，但對外界而言未必真確。例如A君的所有家人被一個殺手殘殺，因此A君用法律以外的途徑報復（例如傷害甚至殺死兇手）在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從A君的角度出發，事件提供了A君足夠的理由正當化自己的行為。但在法治社會，A君的行為是絕對不被接受的。法律提供了懲處兇手的制度，兇手的行為因此不能成為A君報復的公義理由。在這個例子中正當化理由和公義理由的分別相當明顯，但大多數情況下兩者之間的界線可能非常模糊，甚至重疊。
正當化理由和公義理由是構成社會和政治生態的重要元素，而且同樣重要。社會的改變源於公義理由，因此可能有人覺得正當化理由充其量不過是主觀因素甚至一堆藉口，公義理由才是社會的絕對標準。的確，凡事只強調正當化理由，結果就如《錯不在我？》所言，「不加思索的自我辯護就像流沙一樣，會讓我們越陷越深。它阻礙我們看見自己犯錯，遑論要改正錯誤；扭曲現實，讓我們無法獲得評估局勢所需的資訊。」雖然正當化理由未必合乎公義原則，但它是社會運作的基石。要了解別人的立場和行為動機，我們該從正當化理由入手。紐約大學社會心理學家 Jonathan Haidt 在其著作 The Righteous Mind 指出道德是多元性的，而是深受情感和群組價值所影響。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公義的行使往往未臻完美，在各式各樣的制約下正當化理由的合理性自然成為考量焦點。例如牛，豬等食用動物在科研上已經被証實是有一定智慧和情感的生物，作為人類其實是沒有（道德和環保上的）公義理由大量繁殖和食用動物。然而，如果我們只著眼公義理由，我們不得不承認動物消費者都是間接的加害者，但這種論調未免有點「上腦」。
公義理由是社會進步和自省的原動力，而正當化理由的必要性就是彌補通往公義理由的空白處，以合理性衡諸實際，平衡非完全公義當中的兩難局面（再強調一次，正當化理由和公義理由是可以完全一致的，兩者意義上亦無根本性衝突）。再者，正當化理由的合理性有不同層次，社會往往通過合理性的討論達致公義的演進。有趣的是，歷史經常告訴我們「公義原則」未必有其公義性，打破「舊公義原則」往往依靠正當化理由的激辯。這就是正當化理由和公義理由的最大分別：前者往往蘊含一種開放性的邏輯推論假設；後者則常被視作為相對固定的標準。英國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1651年寫的一句話很有意思，指出理性不是天賦的：Reason is not, as sense and memory, born with us; nor gotten by experience only, as prudence is; but attained by industry。藉著不斷訓練思辯模式，我們才得以發揮更高層次的理性，把兩種理由發揮相輔相乘的效果。
作為觀察者，對陌生人或敵人事事謀求公義理由是非常容易的；而作為局內人，對自己和同路人尋找一個又一個的正當化理由更是簡單不過。這種思維上的分離就是我們雙重標準的基因。令人困窘的是，當今政治者缺乏的就是用心了解別人的正當化理由，太多自己的正當化理由，遑論真正了解社會亟欲的公義理由。今天的社會裡，這兩種理由實在是太多又實在是太少。換過角度，從別人眼中我們可能會驚訝發現這個社會更無稽的一面。這就是每一個為公義奮鬥的人要學會警惕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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