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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寫我城故事(《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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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寫我城故事(《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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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治理香港,比特區政府優勝嗎?在此刻的香港,這是個政治敏感的問題。

本書透過比較港英與特區政府的管治,以香港本土角度、區域與世界視野,重塑香港的管治史,然後分析港英政府治理表現較特區政府出色之處,嘗試為目前香港的管治問題、城市定位、潛在優勢與未來發展方向尋找啟示。

從英屬香港到中國香港

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草簽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和三個附件,雙方同意香港於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

1997年7月1日凌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特區成立大典莊嚴地說:「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竭盡全力,保持香港一貫的生活方式,維持香港的自由經濟體系,堅守法治精神,發展民主,建立富於愛心的社會,確保國際大都會的活力。」

諷刺的是,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三十周年後的2014年9月26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及學民思潮發動的爭取真普選罷課運動,卻意外地發展成令香港變天的「雨傘運動」。

學生要求「重奪原來屬於我們的空間」,衝入原屬公共空間、初建時沒有欄柵的金鐘政府總部「公民廣場」。警察對應手段強硬,很多人不忿警方所為出來支援,「佔中」隨後順勢提早啟動。9月28日警方使用催淚彈驅散示威者,卻激發數以十萬計的抗爭者佔領金鐘、銅鑼灣及旺角部分街道。縱然10月3日「藍絲帶」暴徒在旺角街道追打示威學生,抗爭者仍然未卻步,繼續留守佔領區的街道,直至12月15日警方完成銅鑼灣的「清場」為止。這場持續了79天的佔領運動,不禁令人驀然想起,學民思潮在2013年6月提出政改方案時,喊出了「重奪政府」的口號。

「香港是一本深奧的書」

我們該如何理解回歸十七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驗走過的路呢?主權移交後,中聯辦首任主任姜恩柱曾說:「香港問題好比一本深奧的書。」如果誠如董建華所說,香港回歸的意義,在於港人可以重新當上這塊土地的主人、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為甚麼香港「回到祖國懷抱」的十七年後,學聯的罷課宣言還要打出「抗殖反篩選,自主港人路」的口號,高喊「命運自主」呢?

為甚麼在港英政府百多年來也沒有賦予港人多少民主、刻下政改寸步難行之際,卻有愈來愈多人緬懷英治時期?難道真如中國大陸某些官方媒體所稱,香港人當慣了「英國奴才」?既然香港「自古以來屬於中國領土」,香港與大陸有「血濃於水」的關係,且祖國大陸「給予香港那麼多經濟支持」,為何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仍然急速下滑,類似「中港區隔」的主張愈來愈有市場?為甚麼在十七年後,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不滿有增無減,而前港督麥理浩、彭定康在香港的人氣則一直不跌反升?

這本書嘗試做的,是重新審視過去香港處於複雜地緣政治下的管治歷史,以及英人治下的香港社會面貌,並比照今昔,以更廣闊的時空與地域視野,回顧香港走過的路。

以世界視野重寫香港歷史

具體地說,本書透過比較港英與特區政府的管治,以香港本土角度、區域與世界視野,重塑香港的管治史,然後分析港英政府治理表現出色之處、特區從中可以得到甚麼啟示,目的是令大家更了解在回歸前後,香港處於何種地緣政治脈絡、進而明白香港從過去到現在的管治,受到甚麼因素影響、產生了甚麼治理效果,嘗試為目前香港的管治問題、城市定位、潛在優勢與未來發展方向尋找啟示。

以世界視野重寫香港歷史的切入點包括:
一、回顧大英帝國環球殖民地的治理方針、模式與原理;
二、 比較英屬香港和其他舊日英國殖民地的管治情況,例如新加坡、錫蘭(斯里蘭卡的舊稱)、馬來亞、肯亞、緬甸、尼日利亞,以至今天仍是英國殖民地的直布羅陀等;
三、 比較中英兩國政府的施政風格、政治文化,以及國際形勢下的國家利益;
四、 從世界不同中央-地方關係的案例,例如英國-北愛爾蘭、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美國-波多黎各、芬蘭-奧蘭群島,以至最先試驗「一國兩制」的中國-西藏,分析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表現。

我城故事值得重寫的原因,是港人以往對香港故事的理解,視角大都困於本地的框框,而較少意識到在「中國香港」以外,有着「世界香港」的一面──不論在經貿活動、人流、文化思潮、區域甚至是全球政治方面,香港在全球網絡實際上都有相當的角色。要多了解甚麼是香港的「本土性格」,及其對今後管治有何啟示,那絕對不應忽略自十九世紀以來、在波譎雲詭的近代史中,中國、廣東、英國、美國、日本、共產國際與蘇俄,以至南亞商人和東南亞政商力量等各種外圍勢力,在香港互動的過程與影響。

如何閱讀歷史

不過閱讀歷史,卻要很小心,因為「何謂歷史」,並非如1+1=2般那樣簡單直接。劍橋大學歷史學家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在經典歷史學入門書《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 )中說:「歷史是一系列獲得接受的評斷。」這與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名言:「沒有真相,只有詮釋」(There are no facts, only interpretations.),頗有暗合之處。關於歷史的解讀、詮釋,更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每個時代的人都有自己時代的問題,對相同的史料、歷史事件、人物,都因問題意識的不同,而產生不一樣的看法。(1)

更重要的是,歷史的書寫,其實更涉及政治、不同身分認同的角力。台灣社會學者蕭阿勤曾作以下結論:「人們爭奪歷史的敍事,就在於它對集體記憶的形成、維繫與重塑,至關重要。一種特殊的集體認同,部分取決於集體記憶的特定建構方式──包括詮釋『我們是誰』、『我們經歷過甚麼』,以及因此『甚
麼是我們所共享』的。」(2)

引申而言,歷史雖然着眼往事,卻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因為它形塑了我們對現狀的理解──套在香港,那就是我們如何理解香港在世界上的位置、香港過去的成功條件、香港應該如何治理、甚麼是「香港人」、甚麼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進而思考香港未來應該如何走下去。

正如英國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小說《一九八四》寫道:「誰能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能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He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h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這正解釋了為何有些國家熱衷於篡改歷史。

如何審視香港歷史

香港主權移交前夕,中國大陸在短短幾年間出現了很多有關香港歷史的論述,其中一個目標,就是為了「確立回歸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為「人心回歸」鋪路。(3)然而,這類香港史論述都以「愛國史觀」建構,至少有以下四個值得商榷之處:
一、香港的英殖歷史是恥辱?
二、香港在英治下受盡剝削?
三、英人同化港人?
四、英治高壓獨裁?

如果我們以民族主義先行的「愛國史觀」有色眼鏡回望香港歷史,便會很容易過分強調或誇大英治時期的「恥辱」,而忽略當年英國人管治值得學習的地方。全國政協前主席李瑞環在香港回歸前,曾提出「紫砂茶壺論」,提醒相關人士治港不要妄洗「茶垢」,令香港失去特色。香港若然胡亂「去殖」,便會很容易流於重新「自我殖民」(見第一章)。

正如前特首特別顧問葉國華一本著作的副題所指:「忘記了歷史明天不會更好。」(4)要重新閱讀香港的過去,方法之一是以英帝國的環球管理角度看香港,當中涉及英帝國怎樣運作、管治目標、怎樣管治殖民地,以及管治香港與其他殖民地有何異同。

英國和中國管治的不同

作為商業帝國,英帝國管治的目標之一,是以最少的資源做最多的事,這樣才符合經濟效益。因此英國人相當在意維持殖民地原來的狀態,在管治上盡量貼近當地文化,以減低要出動軍警鎮壓的機會與成本,具體操作包括:

一、 給予在地殖民地總督最終權定權(The man on the spot should be left with the last word.);
二、不傾向主動開展大刀闊斧的改革(prefer reaction to action);
三、重視建立「軟實力」,相對而言對主權沒有那麼執着。

英帝國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她沒有港人耳熟能詳的那種「中央政府」。英國是海洋國家,比大陸國家更少講中央集權。也因此,19世紀英帝國如日方中時,英國本土湧現了各種思潮,影響了英帝國的政策,社會力量例如傳教士也參與了構建帝國的過程,增加了英帝國「人性」的一面。例如由英國聖公會派遣到香港傳教、曾出任聖公會港澳教區會督的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1895-1975),不但對香港社會福利有相當大的貢獻,也是積極參與香港管治
的代表人物。

反觀作為大陸國家的中國,傳統上更看重主權與大一統,更強調中央集權,對地方多元較不寬容。這與從蘇俄傳入、崇尚集中權力的共產政權也有關係。雖然1920年代,曾有國人嘗試大一統以外的立國道路──從下而上、以地方為主體和起點、聯合成為國家的「聯省自治」(見章太炎的《聯省自治虚虛置政府議》),但未竟全功。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先試行「一國兩制」的地方是西藏,當年政策的主事人,也是以同樣方法收回香港的鄧小平。然而,隨着1959年藏區爆發騷亂和達賴嘛喇出逃,標誌着這次實驗的失敗。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分水嶺。此後,官方加強愛國教育,強調「勿忘國恥」,以對外之仇恨來團結國民、維持政權,並強調以鴉片戰爭之恥為綱的香港史。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更全面收緊言論和意識形態,對內中共有所謂的「七不講」(5),在港澳事務上則經常指摘有「外國勢力」介入香港。這些變化都對原意為保留地方多元的「一國兩制」非常不利。

《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對英治下香港主體性(即獨立鮮明的地方性格與意識),曾作出極到位的觀察:

「(在主權移交前)英國管治遠離大不列顛十萬八千里的香港,即使沒有作出任何高度自治的承諾,香港還是可以按照向有的風俗習慣、歷史文化,繼往開來了一百多年,期間香港從小漁港發展成為輕工業重鎮,曾執塑膠、假髮、製衣等業世界牛耳,又成了東南亞的運輸樞紐和世界有數的金融中心。英國人管治得法,可是,港人的思想文化卻以華人為主流,從無被殖民者同化的迹象,更沒有可能約束言行的思想回歸問題。」(6)

而中文大學政治學者黃偉豪則認為,香港的主體性在主權移交後已有極大轉變:「由於中央擔心的是分裂,和殖民地的年代不同,香港目前所面對的並非以往的局部或單一層面的清洗,而是史無前例的有關香港的全方位清洗,把香港作為歷史、價值和身分的主體性徹底消滅。」(7)

我們也可以從新舊政府總部的建築風格,探討回歸前後香港政府的「權力觀」。在港英時代,位於中環「政府山」的政府總部,建築風格樸實無華,背後蘊含的是與本地融合的管治哲學。反觀位於金鐘、在2012年起啟用的新政府總部,卻狀似城堡,呈君臨之勢,予人在當眼處炫耀權力之感。不論是「中區政府合署」這個稱號,還是其空間設計佈局,舊總部都遠較新總部謙抑、收斂,有更強的親和力。(8)

地緣政治下的香港治理

英治時期的香港治理,其實與地緣政治環環相扣。當時港督的角色,不只是一個地方長官,還涉及外交工作。例如港督盧吉、司徒拔和金文泰,曾建議倫敦乘中國局勢延長新界租約;金文泰曾與廣東合作,方便清剿共產勢力,以免影響香港治理;1967年暴動期間,港督戴麟趾曾建議倫敦拉攏同樣拒共的東南亞國家甚至台灣,以助應付左派暴徒。

地緣政治下,英治時期香港的政府與社會關係,有四點對當下香港時局,仍有相當的意義:

1. 本土意識與海洋城市性格

以往不少論者談香港的本土意識,大多只從七十年代說起。可是,香港人本土意識的源起,卻可追溯至更早的時間。1920年代中期省港大罷工後,香港社會出現了反共情緒。港督金文泰為防止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影響香港管治,於是以推動古文教育、邀請前清大學士在香港大學任教中文,作為「中港區隔」的一種方式,這為香港別具特色的「三及第」中文播下種子。

1941年,華人精英為紀念香港開埠百年,編撰《香港百年史》與《百年商業》,當中既淡化中英的百年衝突,也強調華洋共處、互相合作。從1930年代
到1960年代,工展會名稱由「國貨展覽會」變成「香港工業出品展覽會」,「香港人買香港貨」這句口號在五十年代出現。這都是大家談一國兩制、香港
獨特性時少談的往事。

另外一個現在很少人提到的,是香港過去不只是個「望北」的地方,與其他地區特別是東南亞,關係也很密切。陸佑堂、北角的春秧街、吉隆坡的敦李孝式街等這些充滿東南亞色彩的名字,如何在香港串連寫下故事,對很多人來說,感覺應該既親切又陌生。

更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一路走來,扮演着與新加坡一樣、面向四面八方的海洋城市角色,才會建立起如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所說,香港的價值在於擁有由橫跨
東南亞到東北亞的「八大腹地」。(9)

因此,本土意識包含世界,性格外向,相較強調「血緣關係」的國家意識,有着更廣闊、更具包容性的視野與內涵,不一定就是保守內向與自我中心。例如
因為商貿緣故,有些南亞裔人好幾代人住在香港,他們都是香港人;但主權移交之後,卻有家族早於1915年來港、在港出生、念書和工作的南亞裔人士,因
無「中國血緣親屬」而無法申請特區護照。(10)

港英官員隨地緣政治而衍生的外交視野,也令港英政府的政策規劃,看重香港在區域中的角色,當時的香港因而形似「國家」多於普通市政府。例如,在籌建中文大學的過程中,港英官員便從區域視野看香港的人才定位,致力把香港打造成為亞洲中英文化雙通的教育樞紐,以應對中國大陸和台灣吸走香港人才的問題,這近似於今天新加坡政府的政策論述思維。

2. 港英政府的自主性

香港在英治時期的一個治理特色,是不會事事跟從倫敦旨意。其中一個原因,是只有幾千萬人口的島國英國需要管治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不能事事關心。二戰後,英國又忙於應付國內外各種問題,所以殖民地總督有相當大的自主權。

歷史上,港督不時與倫敦硬碰,例如1956年香港「雙十暴動」的翌年,英國曾非常認真考慮放棄香港,最後沒有成事,原因之一是港督葛量洪語氣強硬、激烈反對。到了六十年代,港督戴麟趾對於「有太多來自倫敦指手劃腳的事情」(back seat driving),曾非常不滿,甚至大發雷霆,以威脅辭職來擋住倫敦的逼迫。(11)

3. 高調「積極不干預」 低調照顧基層

在前特首曾蔭權的年代,特區政府標榜「大市場、小政府」,據說這是源自港英時期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但如果我們認真回望歷史,會發現這實屬修辭多於實際。當年港英政府提出「積極不干預」,一方面是出於政治考慮,避免因管治表現過於積極,引起中國對香港出現類似於戰後新加坡的政治改革的猜疑與行動;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述,照顧華人工業家需要之餘,盡量降低具政治影響力的貿易企業爭取更多特權的空間。

實際上,港英政府是低調地照顧基層社會的「上流」需要,而不是任由他們在汰弱留強的市場下自生自滅。期間政府某程度上將商界視為附庸,不讓他們左
右財政政策、減慢對基層的援助(詳見第五章)。

不過,香港社會文化方面,卻有頗大的發展空間,這與英國多元的社會文化不無關係。例如,即使港英政府對中共與蘇俄人員存有戒心,也通過了一些限制言論與結社自由的法例,但香港仍因其自由度,而成為中共與共產國際的政治活動基地。正如香港近代著名散文作家、教育家小思所說:「香港,在殖地民時代,管治者對文化發展,是採取半明半暗、自生自滅的『放任』政策,沒有強硬制約的外在規範,逼得非人人遵從不可。正因為此,只要有個人理想、有文化發展理念的人,總可以『自由』接受不同思想,向不同道路走去。」(12)這造就了極富特色、曾輝煌一時的香港本土文化產業與全球軟實力,帶來巨大經濟效益。

4. 在地的管治意志

有一種說法指,香港早在1950年代已經「解殖」,因為當時中共已有一定力量支配香港的發展。的確,二戰後,有見於香港難於防守、抵禦中共進擊,英人管治時,時刻需要顧及中共的想法、小心翼翼,以免中共有藉口行動收回香港。例如在五十年代,港英政府就以英國廣播公司(BBC),取締容易得罪中共的美國之音(VOA)廣播電台。

在中共壓力下,如何減少社會不滿、避免民心傾向中共,是二戰後港英政府的一大目標。例如昔日港英政府治理新界,就是主動拉一派、打一派,改變了新
界的社會經濟結構,以便推行官方屬意的政策(詳見第八章)。

與此同時,英國奉行在地總督擁有最後決定權的文化,以港府為管治香港最主要的平台,沒有另設英式的「聯絡辦」分薄港府權力,或讓倫敦直接影響香港政治,也是香港「本土優先」方針能主導政治的重要原因。在這種政治結構下,本地精英必需專注於靠攏港府、與之合作,方能謀求更多利益;而港府亦樂意以本土利益來換取精英政治上的支持。

可以說,港英政府的在地管治意志,既源於地緣政治壓力、中港區隔下英人務實主義的結果,也與英國政治文化有關。回歸後,在「中國好,香港好」的口號下,構成這種在地管治意志的政治脈絡(context)便消失了。

結語:鑑古知今

港英治理香港,比特區政府優勝嗎?在此刻的香港,這是個政治敏感的問題。搞得不好,很容易會被扣上「甘願做英奴」的帽子。

橫跨兩個時代公務員體系的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曾嘗試回答這個問題。在他眼中,英人管治的成功之處,可概括為以下五點:
一、官員有優秀的決策與領導能力;
二、政策具彈性;
三、相當重視社會意見;
四、同情弱勢社群;
五、政府有威望。(13)

如果政權正當性包含三個元素──合法性(透過世襲繼任、君權神授、公開透明的民主選舉等方式來達到)、合道德性、合利益性,14那麼相對而言,英治表現得比當下特區政府突出之處,就在於較能做到後兩點,第一點則兩者差距不遠。

具體而言,複雜的地緣政治如何因緣際會地塑造港英時代的特色,現在英治時期留下的一點一滴,又如何與大家常在、甚至影響未來,這大概就是姜恩柱說
「香港問題好比一本深奧的書」、呂大樂說「香港故事不易講」的原因,也是香港故事值得重溫重寫的原因。

Cover hI

《港英時代 英國殖民管治術》
作者:鄺健銘
ISBN:978-988-8292-26-4
出版日期:2015年02月15日

註釋:
1. 葉鵬飛:〈從中日外交糾紛談幾個歷史概念〉,《聯合早報》,2014年4月6日。
2.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2),頁276。
3. 王宏志:《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
頁49。
4.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忘記了啓歷史明天會更好》(香港:活學文教,2013)。
5. 指官方下達文件,要求在全國高等院校的教學,不要提及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
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
6. 林行止:〈高度自治被矮化 思想回歸死胡同之一〉,《信報》,2012年10月24日。
7. 黃偉豪:〈消滅香港──清洗香港人的歷史、身分和價值〉,《明報》,2013年11月11日。
8. 李家翹:〈深層反思添馬艦〉,《信報》,2006年6月17日。
9. 日本漢學家濱下武志在《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提出,香港的價值在於擁有八大腹地,
包括:華南往華中的沿海地方;廣東南部眺望珠江三角洲地帶;中國西南(香港經貴州、雲南到
四川);東南亞北部(越南、老撾、泰國北部等);東南亞半島及其島嶼;南海的海洋腹地;台
灣;日本、韓國、俄羅斯的西伯利亞、中國東北部。
10. 〈植根港百年 巴漢被拒入籍 入境處原因:沒有近親是中國人〉,《蘋果日報》,2012年12月13
日。
11. 李彭廣:《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頁130-1。
12. 盧瑋鑾、熊志琴:《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1963-2003(古兆申訪談錄)》(香港:牛
津大學出版社,2010),序言。
13. 王永平:〈為何中國人治港比不上英國人?〉,《信報》,2013年7月31日。
14. 孫和聲:〈巫統的危機〉,《東方日報》(馬來西亞),2013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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