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治理香港，比特區政府優勝嗎？在此刻的香港，這是個政治敏感的問題。
本書透過比較港英與特區政府的管治，以香港本土角度、區域與世界視野，重塑香港的管治史，然後分析港英政府治理表現較特區政府出色之處，嘗試為目前香港的管治問題、城市定位、潛在優勢與未來發展方向尋找啟示。
從英屬香港到中國香港
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草簽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和三個附件，雙方同意香港於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
1997年7月1日凌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特區成立大典莊嚴地說：「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竭盡全力，保持香港一貫的生活方式，維持香港的自由經濟體系，堅守法治精神，發展民主，建立富於愛心的社會，確保國際大都會的活力。」
諷刺的是，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三十周年後的2014年9月26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及學民思潮發動的爭取真普選罷課運動，卻意外地發展成令香港變天的「雨傘運動」。
學生要求「重奪原來屬於我們的空間」，衝入原屬公共空間、初建時沒有欄柵的金鐘政府總部「公民廣場」。警察對應手段強硬，很多人不忿警方所為出來支援，「佔中」隨後順勢提早啟動。9月28日警方使用催淚彈驅散示威者，卻激發數以十萬計的抗爭者佔領金鐘、銅鑼灣及旺角部分街道。縱然10月3日「藍絲帶」暴徒在旺角街道追打示威學生，抗爭者仍然未卻步，繼續留守佔領區的街道，直至12月15日警方完成銅鑼灣的「清場」為止。這場持續了79天的佔領運動，不禁令人驀然想起，學民思潮在2013年6月提出政改方案時，喊出了「重奪政府」的口號。
「香港是一本深奧的書」
我們該如何理解回歸十七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驗走過的路呢？主權移交後，中聯辦首任主任姜恩柱曾說：「香港問題好比一本深奧的書。」如果誠如董建華所說，香港回歸的意義，在於港人可以重新當上這塊土地的主人、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為甚麼香港「回到祖國懷抱」的十七年後，學聯的罷課宣言還要打出「抗殖反篩選，自主港人路」的口號，高喊「命運自主」呢？
為甚麼在港英政府百多年來也沒有賦予港人多少民主、刻下政改寸步難行之際，卻有愈來愈多人緬懷英治時期？難道真如中國大陸某些官方媒體所稱，香港人當慣了「英國奴才」？既然香港「自古以來屬於中國領土」，香港與大陸有「血濃於水」的關係，且祖國大陸「給予香港那麼多經濟支持」，為何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仍然急速下滑，類似「中港區隔」的主張愈來愈有市場？為甚麼在十七年後，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不滿有增無減，而前港督麥理浩、彭定康在香港的人氣則一直不跌反升？
這本書嘗試做的，是重新審視過去香港處於複雜地緣政治下的管治歷史，以及英人治下的香港社會面貌，並比照今昔，以更廣闊的時空與地域視野，回顧香港走過的路。
以世界視野重寫香港歷史
具體地說，本書透過比較港英與特區政府的管治，以香港本土角度、區域與世界視野，重塑香港的管治史，然後分析港英政府治理表現出色之處、特區從中可以得到甚麼啟示，目的是令大家更了解在回歸前後，香港處於何種地緣政治脈絡、進而明白香港從過去到現在的管治，受到甚麼因素影響、產生了甚麼治理效果，嘗試為目前香港的管治問題、城市定位、潛在優勢與未來發展方向尋找啟示。
以世界視野重寫香港歷史的切入點包括：
一、回顧大英帝國環球殖民地的治理方針、模式與原理；
二、 比較英屬香港和其他舊日英國殖民地的管治情況，例如新加坡、錫蘭（斯里蘭卡的舊稱）、馬來亞、肯亞、緬甸、尼日利亞，以至今天仍是英國殖民地的直布羅陀等；
三、 比較中英兩國政府的施政風格、政治文化，以及國際形勢下的國家利益；
四、 從世界不同中央－地方關係的案例，例如英國－北愛爾蘭、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美國－波多黎各、芬蘭－奧蘭群島，以至最先試驗「一國兩制」的中國－西藏，分析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表現。
我城故事值得重寫的原因，是港人以往對香港故事的理解，視角大都困於本地的框框，而較少意識到在「中國香港」以外，有着「世界香港」的一面──不論在經貿活動、人流、文化思潮、區域甚至是全球政治方面，香港在全球網絡實際上都有相當的角色。要多了解甚麼是香港的「本土性格」，及其對今後管治有何啟示，那絕對不應忽略自十九世紀以來、在波譎雲詭的近代史中，中國、廣東、英國、美國、日本、共產國際與蘇俄，以至南亞商人和東南亞政商力量等各種外圍勢力，在香港互動的過程與影響。
如何閱讀歷史
不過閱讀歷史，卻要很小心，因為「何謂歷史」，並非如1+1=2般那樣簡單直接。劍橋大學歷史學家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在經典歷史學入門書《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 ）中說：「歷史是一系列獲得接受的評斷。」這與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名言：「沒有真相，只有詮釋」（There are no facts, only interpretations.），頗有暗合之處。關於歷史的解讀、詮釋，更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每個時代的人都有自己時代的問題，對相同的史料、歷史事件、人物，都因問題意識的不同，而產生不一樣的看法。（1）
更重要的是，歷史的書寫，其實更涉及政治、不同身分認同的角力。台灣社會學者蕭阿勤曾作以下結論：「人們爭奪歷史的敍事，就在於它對集體記憶的形成、維繫與重塑，至關重要。一種特殊的集體認同，部分取決於集體記憶的特定建構方式──包括詮釋『我們是誰』、『我們經歷過甚麼』，以及因此『甚
麼是我們所共享』的。」（2）
引申而言，歷史雖然着眼往事，卻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因為它形塑了我們對現狀的理解──套在香港，那就是我們如何理解香港在世界上的位置、香港過去的成功條件、香港應該如何治理、甚麼是「香港人」、甚麼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進而思考香港未來應該如何走下去。
正如英國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小說《一九八四》寫道：「誰能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能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He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h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這正解釋了為何有些國家熱衷於篡改歷史。
如何審視香港歷史
香港主權移交前夕，中國大陸在短短幾年間出現了很多有關香港歷史的論述，其中一個目標，就是為了「確立回歸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為「人心回歸」鋪路。（3）然而，這類香港史論述都以「愛國史觀」建構，至少有以下四個值得商榷之處：
一、香港的英殖歷史是恥辱？
二、香港在英治下受盡剝削？
三、英人同化港人？
四、英治高壓獨裁？
如果我們以民族主義先行的「愛國史觀」有色眼鏡回望香港歷史，便會很容易過分強調或誇大英治時期的「恥辱」，而忽略當年英國人管治值得學習的地方。全國政協前主席李瑞環在香港回歸前，曾提出「紫砂茶壺論」，提醒相關人士治港不要妄洗「茶垢」，令香港失去特色。香港若然胡亂「去殖」，便會很容易流於重新「自我殖民」（見第一章）。
正如前特首特別顧問葉國華一本著作的副題所指：「忘記了歷史明天不會更好。」（4）要重新閱讀香港的過去，方法之一是以英帝國的環球管理角度看香港，當中涉及英帝國怎樣運作、管治目標、怎樣管治殖民地，以及管治香港與其他殖民地有何異同。
英國和中國管治的不同
作為商業帝國，英帝國管治的目標之一，是以最少的資源做最多的事，這樣才符合經濟效益。因此英國人相當在意維持殖民地原來的狀態，在管治上盡量貼近當地文化，以減低要出動軍警鎮壓的機會與成本，具體操作包括：
一、 給予在地殖民地總督最終權定權（The man on the spot should be left with the last word.）；
二、不傾向主動開展大刀闊斧的改革（prefer reaction to action）；
三、重視建立「軟實力」，相對而言對主權沒有那麼執着。
英帝國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她沒有港人耳熟能詳的那種「中央政府」。英國是海洋國家，比大陸國家更少講中央集權。也因此，19世紀英帝國如日方中時，英國本土湧現了各種思潮，影響了英帝國的政策，社會力量例如傳教士也參與了構建帝國的過程，增加了英帝國「人性」的一面。例如由英國聖公會派遣到香港傳教、曾出任聖公會港澳教區會督的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1895-1975），不但對香港社會福利有相當大的貢獻，也是積極參與香港管治
的代表人物。
反觀作為大陸國家的中國，傳統上更看重主權與大一統，更強調中央集權，對地方多元較不寬容。這與從蘇俄傳入、崇尚集中權力的共產政權也有關係。雖然1920年代，曾有國人嘗試大一統以外的立國道路──從下而上、以地方為主體和起點、聯合成為國家的「聯省自治」（見章太炎的《聯省自治虚虛置政府議》），但未竟全功。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先試行「一國兩制」的地方是西藏，當年政策的主事人，也是以同樣方法收回香港的鄧小平。然而，隨着1959年藏區爆發騷亂和達賴嘛喇出逃，標誌着這次實驗的失敗。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分水嶺。此後，官方加強愛國教育，強調「勿忘國恥」，以對外之仇恨來團結國民、維持政權，並強調以鴉片戰爭之恥為綱的香港史。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更全面收緊言論和意識形態，對內中共有所謂的「七不講」（5），在港澳事務上則經常指摘有「外國勢力」介入香港。這些變化都對原意為保留地方多元的「一國兩制」非常不利。
《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對英治下香港主體性（即獨立鮮明的地方性格與意識），曾作出極到位的觀察：
「（在主權移交前）英國管治遠離大不列顛十萬八千里的香港，即使沒有作出任何高度自治的承諾，香港還是可以按照向有的風俗習慣、歷史文化，繼往開來了一百多年，期間香港從小漁港發展成為輕工業重鎮，曾執塑膠、假髮、製衣等業世界牛耳，又成了東南亞的運輸樞紐和世界有數的金融中心。英國人管治得法，可是，港人的思想文化卻以華人為主流，從無被殖民者同化的迹象，更沒有可能約束言行的思想回歸問題。」（6）
而中文大學政治學者黃偉豪則認為，香港的主體性在主權移交後已有極大轉變：「由於中央擔心的是分裂，和殖民地的年代不同，香港目前所面對的並非以往的局部或單一層面的清洗，而是史無前例的有關香港的全方位清洗，把香港作為歷史、價值和身分的主體性徹底消滅。」（7）
我們也可以從新舊政府總部的建築風格，探討回歸前後香港政府的「權力觀」。在港英時代，位於中環「政府山」的政府總部，建築風格樸實無華，背後蘊含的是與本地融合的管治哲學。反觀位於金鐘、在2012年起啟用的新政府總部，卻狀似城堡，呈君臨之勢，予人在當眼處炫耀權力之感。不論是「中區政府合署」這個稱號，還是其空間設計佈局，舊總部都遠較新總部謙抑、收斂，有更強的親和力。（8）
地緣政治下的香港治理
英治時期的香港治理，其實與地緣政治環環相扣。當時港督的角色，不只是一個地方長官，還涉及外交工作。例如港督盧吉、司徒拔和金文泰，曾建議倫敦乘中國局勢延長新界租約；金文泰曾與廣東合作，方便清剿共產勢力，以免影響香港治理；1967年暴動期間，港督戴麟趾曾建議倫敦拉攏同樣拒共的東南亞國家甚至台灣，以助應付左派暴徒。
地緣政治下，英治時期香港的政府與社會關係，有四點對當下香港時局，仍有相當的意義：
1. 本土意識與海洋城市性格
以往不少論者談香港的本土意識，大多只從七十年代說起。可是，香港人本土意識的源起，卻可追溯至更早的時間。1920年代中期省港大罷工後，香港社會出現了反共情緒。港督金文泰為防止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影響香港管治，於是以推動古文教育、邀請前清大學士在香港大學任教中文，作為「中港區隔」的一種方式，這為香港別具特色的「三及第」中文播下種子。
1941年，華人精英為紀念香港開埠百年，編撰《香港百年史》與《百年商業》，當中既淡化中英的百年衝突，也強調華洋共處、互相合作。從1930年代
到1960年代，工展會名稱由「國貨展覽會」變成「香港工業出品展覽會」，「香港人買香港貨」這句口號在五十年代出現。這都是大家談一國兩制、香港
獨特性時少談的往事。
另外一個現在很少人提到的，是香港過去不只是個「望北」的地方，與其他地區特別是東南亞，關係也很密切。陸佑堂、北角的春秧街、吉隆坡的敦李孝式街等這些充滿東南亞色彩的名字，如何在香港串連寫下故事，對很多人來說，感覺應該既親切又陌生。
更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一路走來，扮演着與新加坡一樣、面向四面八方的海洋城市角色，才會建立起如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所說，香港的價值在於擁有由橫跨
東南亞到東北亞的「八大腹地」。（9）
因此，本土意識包含世界，性格外向，相較強調「血緣關係」的國家意識，有着更廣闊、更具包容性的視野與內涵，不一定就是保守內向與自我中心。例如
因為商貿緣故，有些南亞裔人好幾代人住在香港，他們都是香港人；但主權移交之後，卻有家族早於1915年來港、在港出生、念書和工作的南亞裔人士，因
無「中國血緣親屬」而無法申請特區護照。（10）
港英官員隨地緣政治而衍生的外交視野，也令港英政府的政策規劃，看重香港在區域中的角色，當時的香港因而形似「國家」多於普通市政府。例如，在籌建中文大學的過程中，港英官員便從區域視野看香港的人才定位，致力把香港打造成為亞洲中英文化雙通的教育樞紐，以應對中國大陸和台灣吸走香港人才的問題，這近似於今天新加坡政府的政策論述思維。
2. 港英政府的自主性
香港在英治時期的一個治理特色，是不會事事跟從倫敦旨意。其中一個原因，是只有幾千萬人口的島國英國需要管治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不能事事關心。二戰後，英國又忙於應付國內外各種問題，所以殖民地總督有相當大的自主權。
歷史上，港督不時與倫敦硬碰，例如1956年香港「雙十暴動」的翌年，英國曾非常認真考慮放棄香港，最後沒有成事，原因之一是港督葛量洪語氣強硬、激烈反對。到了六十年代，港督戴麟趾對於「有太多來自倫敦指手劃腳的事情」（back seat driving），曾非常不滿，甚至大發雷霆，以威脅辭職來擋住倫敦的逼迫。（11）
3. 高調「積極不干預」 低調照顧基層
在前特首曾蔭權的年代，特區政府標榜「大市場、小政府」，據說這是源自港英時期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但如果我們認真回望歷史，會發現這實屬修辭多於實際。當年港英政府提出「積極不干預」，一方面是出於政治考慮，避免因管治表現過於積極，引起中國對香港出現類似於戰後新加坡的政治改革的猜疑與行動；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述，照顧華人工業家需要之餘，盡量降低具政治影響力的貿易企業爭取更多特權的空間。
實際上，港英政府是低調地照顧基層社會的「上流」需要，而不是任由他們在汰弱留強的市場下自生自滅。期間政府某程度上將商界視為附庸，不讓他們左
右財政政策、減慢對基層的援助（詳見第五章）。
不過，香港社會文化方面，卻有頗大的發展空間，這與英國多元的社會文化不無關係。例如，即使港英政府對中共與蘇俄人員存有戒心，也通過了一些限制言論與結社自由的法例，但香港仍因其自由度，而成為中共與共產國際的政治活動基地。正如香港近代著名散文作家、教育家小思所說：「香港，在殖地民時代，管治者對文化發展，是採取半明半暗、自生自滅的『放任』政策，沒有強硬制約的外在規範，逼得非人人遵從不可。正因為此，只要有個人理想、有文化發展理念的人，總可以『自由』接受不同思想，向不同道路走去。」（12）這造就了極富特色、曾輝煌一時的香港本土文化產業與全球軟實力，帶來巨大經濟效益。
4. 在地的管治意志
有一種說法指，香港早在1950年代已經「解殖」，因為當時中共已有一定力量支配香港的發展。的確，二戰後，有見於香港難於防守、抵禦中共進擊，英人管治時，時刻需要顧及中共的想法、小心翼翼，以免中共有藉口行動收回香港。例如在五十年代，港英政府就以英國廣播公司（BBC），取締容易得罪中共的美國之音（VOA）廣播電台。
在中共壓力下，如何減少社會不滿、避免民心傾向中共，是二戰後港英政府的一大目標。例如昔日港英政府治理新界，就是主動拉一派、打一派，改變了新
界的社會經濟結構，以便推行官方屬意的政策（詳見第八章）。
與此同時，英國奉行在地總督擁有最後決定權的文化，以港府為管治香港最主要的平台，沒有另設英式的「聯絡辦」分薄港府權力，或讓倫敦直接影響香港政治，也是香港「本土優先」方針能主導政治的重要原因。在這種政治結構下，本地精英必需專注於靠攏港府、與之合作，方能謀求更多利益；而港府亦樂意以本土利益來換取精英政治上的支持。
可以說，港英政府的在地管治意志，既源於地緣政治壓力、中港區隔下英人務實主義的結果，也與英國政治文化有關。回歸後，在「中國好，香港好」的口號下，構成這種在地管治意志的政治脈絡（context）便消失了。
結語：鑑古知今
港英治理香港，比特區政府優勝嗎？在此刻的香港，這是個政治敏感的問題。搞得不好，很容易會被扣上「甘願做英奴」的帽子。
橫跨兩個時代公務員體系的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曾嘗試回答這個問題。在他眼中，英人管治的成功之處，可概括為以下五點：
一、官員有優秀的決策與領導能力；
二、政策具彈性；
三、相當重視社會意見；
四、同情弱勢社群；
五、政府有威望。（13）
如果政權正當性包含三個元素──合法性（透過世襲繼任、君權神授、公開透明的民主選舉等方式來達到）、合道德性、合利益性，14那麼相對而言，英治表現得比當下特區政府突出之處，就在於較能做到後兩點，第一點則兩者差距不遠。
具體而言，複雜的地緣政治如何因緣際會地塑造港英時代的特色，現在英治時期留下的一點一滴，又如何與大家常在、甚至影響未來，這大概就是姜恩柱說
「香港問題好比一本深奧的書」、呂大樂說「香港故事不易講」的原因，也是香港故事值得重溫重寫的原因。
《港英時代 英國殖民管治術》
作者：鄺健銘
ISBN：978-988-8292-26-4
出版日期：2015年02月15日
註釋：
1. 葉鵬飛：〈從中日外交糾紛談幾個歷史概念〉，《聯合早報》，2014年4月6日。
2.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2），頁276。
3. 王宏志：《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
頁49。
4.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忘記了啓歷史明天會更好》（香港：活學文教，2013）。
5. 指官方下達文件，要求在全國高等院校的教學，不要提及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
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
6. 林行止：〈高度自治被矮化 思想回歸死胡同之一〉，《信報》，2012年10月24日。
7. 黃偉豪：〈消滅香港──清洗香港人的歷史、身分和價值〉，《明報》，2013年11月11日。
8. 李家翹：〈深層反思添馬艦〉，《信報》，2006年6月17日。
9. 日本漢學家濱下武志在《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提出，香港的價值在於擁有八大腹地，
包括：華南往華中的沿海地方；廣東南部眺望珠江三角洲地帶；中國西南（香港經貴州、雲南到
四川）；東南亞北部（越南、老撾、泰國北部等）；東南亞半島及其島嶼；南海的海洋腹地；台
灣；日本、韓國、俄羅斯的西伯利亞、中國東北部。
10. 〈植根港百年 巴漢被拒入籍 入境處原因：沒有近親是中國人〉，《蘋果日報》，2012年12月13
日。
11. 李彭廣：《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頁130-1。
12. 盧瑋鑾、熊志琴：《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1963-2003（古兆申訪談錄）》（香港：牛
津大學出版社，2010），序言。
13. 王永平：〈為何中國人治港比不上英國人？〉，《信報》，2013年7月31日。
14. 孫和聲：〈巫統的危機〉，《東方日報》（馬來西亞），2013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