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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限富扶貧——富裕中的貧乏(新編)》、《資本主義不是甚麼》、《告别懶人常識——尋找多元的文化生活》等書 網誌

社運

佔領與光復

佔領與光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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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Manson Wong

納粹德國之反猶,並非源自猶太人的「特性」,而是基於德國社會自身的問題;同理,香港「光復」行動中出現的「排外/拒中」傾向,也不能歸罪於「陸客」(或「水貨客」)的「特性」,而是植根於政府管治不善、發展速度過速、旅客數量過多、貧富嚴重不均的香港社會脈絡……

有一種說法,認為反水貨客或「光復」新界的連串行動,是「佔領運動」的後續。表面看來,這說法有一點道理,一些「光復」行動的參與者,確實是來自金鐘旺角等佔領區;「光復」行動中,也偶爾可聽到「我要真普選」的口號,亦能看見胡椒噴霧。不過,深入一點分析,卻可看到一幅更為複雜的圖象。

「光復」什麼?

提出「光復」,首先需要理解什麼已被「佔領」。過去幾星期的「光復」行動,矛頭直接指向的,是來自大陸的「水貨客」和「自由行」,隱含的假設是,香港老百姓的生活空間,正逐漸被這些北方來者所「佔領」。

這假設並非毫無根據。讓我們看看以下的數字﹕2014年有超過4700萬人次的中國大陸旅客到港,當中大部分(2800萬)是即日來回,主要原因大概是為了購物,買各式日用品以至奢侈貨。來港的中國大陸旅客(陸客)增長速度很快,2002年只有638萬人次的陸客到港,十二年後就增至4700多萬,增幅超過七倍。陸客佔訪港總旅客的比例,也從2002年的41%增長到2014年的77%。這自然與由梁振英於2003年SARS後大力推動的「自由行」政策有關。

本來,旅客增長,不一定會引起「光復」行動,但倘若人數太多、速度過快,便容易激化矛盾。來自食品安全缺乏保障、假貨次貨充斥地區的即日往返陸客,與一般遊客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們主要購買的,並非是當地的特產或紀念品,而是日常生活的必須品或黄金名牌等奢侈物,導致整個香港不少商場和街道店舖,已改造成藥行或金舖。商舖轉型後,除了與本土居民的日常需求關係逐漸脫鈎,還推高地租、增加交通壓力,造成各種生活上的不便。因此,歸根究柢,「光復」意指的,是要重奪社區的舊有生活秩序。

然而,能夠影響香港民眾生活的,並不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低收入大陸民眾。假設陸客平均每年來港4次,4000多萬人次就等同1000多萬人,約中國總人口的1%左右。除卻當中少數的以運水貨為生的民眾外,這些陸客大都具備一定的購買力,來自小康中產甚或富裕階層。他們基於改善生活的追求,到港購物旅遊,儘管帶動了零售消費,但在香港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下,其引來的中港衝突或矛盾,對香港底層民衆生活的影響更大。

本土主義是如何煉成的?

然而,這種帶有階級根源、基本上是因數量太多和速度過快而導至的社會問題,卻被化作為中港的「族裔」或「文明」差異。始作俑者,是香港政府的「中港融合」論述和「自由行」政策,容易把源自中港政權管治不善、貧富階級分化的問題,轉移為族群之間的矛盾,再加上以「本土」作動員的政治力量和媒體(尤其是網上)的推動,進一步放大了中港民眾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樣的論述,把在空間擠迫、小店消失、交通受阻下的本地居民(尤其是低收入階層)受損的生活品質,描述為「中港矛盾」的後果,很可能影響甚至改變整代人的身分認同。

說特區政府是「本土主義」的始作俑者,因為它一直迴避管治體制不善,也不解決貧富懸殊、階級分化的問題,卻高調提出「港獨」、「戀英/殖」或「外國勢力」等虛假命題,一方面令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不斷積累,為「本土主義」所倡議的「勇武抗爭」埋下伏線,另一方面在收編了的傳媒配合下,也誘導輿論把議題設定於「中港」而非「階級」或「代際」等社會矛盾。在官方主導、高揚「中港融合」的語境下,「自由行」政策衍生的「融合」(或「佔領」?),惹來「抗中」的「光復」反彈,自然不難理解。如果說梁政權是「本土主義」以至「港獨」的催生力量,也不無道理。

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之下,民間的本土聲音和力量,如何才能夠避免政權設定的「中港(民眾)矛盾或融合」論述框架,重新扣連真正的社會問題根源,包括中港兩地的不民主政制及貧富兩極分化?這或許是願意直面現實(或不想「離地」)、嘗試「光復」香港過去值得保留的生活方式的民間(或本土)力量,無法迴避的問題。

發展本土以外的身分政治

齊澤克曾指出,納粹德國之反猶,並非源自猶太人的「特性」,而是基於德國社會自身的問題;同理,香港「光復」行動中出現的「排外/拒中」傾向,也不能歸罪於「陸客」(或「水貨客」)的「特性」,而是植根於政府管治不善、發展速度過速、旅客數量過多、貧富嚴重不均的香港社會脈絡。因此,「光復」或「佔領」運動應針對的,是中港兩地的不民主、欠透明、保護壟斷特權的政制,以至製造兩極分化、挑動民眾鬥爭民眾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論述。為此,我們或許應首先釐清「光復」或「佔領」的本意或初衷,然後嘗試跳出由政權設定的「中港」論述,開拓(或「光復」)其他的身分政治領域。

從字義來說,「光復」的相反詞,正是「佔領」。前者希望能夠收復舊疆,也就是返回「被佔領」前的生存狀態。因此,「光復」與被指認為帶有侵入、霸佔味道的「佔領」,顯然針鋒相對,在這層意義下說「光復」是「佔領運動」的後續,似乎並不怎樣貼切。然而,香港的雨傘「佔領運動」,最初參照的是歐美等地的occupy movements,當中occupy(名詞是occupation)的其中一重意思,與reclaiming public space的reclaim相通,追求的是重奪社會空間,自在地做喜愛的事情,而非指向侵入、霸佔,這與中文的「光復」的意思更接近。換句話說,雨傘「佔領」運動,從一開始已帶有「光復」的味道,希望reclaim香港舊有的、但正逐漸被劣質政治文化「佔領」了的核心價值和社會生活。循這角度,說「光復」是「佔領運動」的繼續,自然順理成章。

反過來說,真正干擾及宰制香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佔領」,在殖民時代以至政權轉移後,透過由上而下的政策和官商特權,其實每時每刻都在新界以至整個香港發生,例如小販、行人逐漸失去了被商場、汽車「佔領」了的公共活動空間;農民、小店、手工藝者逐漸失去了被地產霸權、連鎖店、進口商品「佔領」了的食物和日用品的生產和流通環節;學生、教師、家長逐漸失去了被政府官員、大企業「佔領」了的教育規劃;兒童、青少年及他們的後代也逐漸失去了被政權鼓吹的「發展大晒」、「經濟至上」、「中港融合」所「佔領」了的「未來」。而歸根究柢,官商特權的「佔領行動」之所以能夠發生,正源於保障壟斷特權利益的不民主政治制度,當中的決策位置,已愈來愈被大企業、殖民官吏或建制「梁粉」之流霸佔。循這思路,雨傘運動其實也是針對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特區政府樂於維持、保護官商特權的各式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自然生態的「佔領」,希望能「光復」被殖民或「被回歸」前的生存狀態,其所追求恢復的「舊疆」,顯然並非是其厭惡的殖民式管治體制,而是過去那些讓老百姓生活得較自在的社會空間。

因此,如果要毋忘「佔領運動」的初衷,想「光復」香港,讓老百姓生活得更自在自主,除了需要針對數量太多、速度過快的「中港融合」和「發展主義」外,恐怕還需要把被「中港」及「本土」議程所擠壓掉的其他身分「光復」,探討影響民眾日常生活至深的代際、階級以至性別等議題。

身分政治從來都不僅是「離地」與否的實證問題,而更是一場命名論述的爭持。如果大量陸客來港影響的主要是本地的家庭主婦、低收入階層及未來的一代的日常生活,那麽以性別、階級、代際等身分政治介入,恐怕不必然比以「本土」的身分政治介入更不切實際。

原文刊在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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