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周保松以致丘敦傑的鴻文，兩文都有言及到徵收稅項，以致福利主義的合理性。這一個課題教我感到興趣，故作為中學生，不自量力，在應考經濟科之前，用淺陋的知識，嘗試討論這一門課題。當然也只旨在拋磚引玉，還請各位賜教。
由交易費用看稅收
丘生一文義憤填胸，指「稅收即是盜竊」，謂之：「我的收入是我勞力工作的成果，政府強制納稅就是強制搶去我的勞力成果，而我靠勞力工作得來的成果是我的私有財產，因此稅制是盜竊，或者說，它是奴伇，因此政府沒有理由去納稅。」，徵稅被丘生看為一個剝奪產權的行為，是一公權暴力。對於這一點，鄙人認為可以以交易費用論之。
交易費用存在是市場存在的原因，當交易費用不存在時，每人都可以自由的，不在任何媒介，沒有搜尋成本下進行交易，那其實不需要市場協助尋找貨品等等。簡言之，市場是降低交易費用的方法之一。而然，政府的設立，大概也是同一回事。政府本來就是人民賦予政府公權力，對一地方進行統治。這一種統治也許是減低交易費用的。比方說，政府透過聘請警察，維持秩序，同時保障所有人的生命財產，即確立了產權。然而，沒有產權，交易也不會出現，因為我們可以透過不犯法的盜竊取得一個物品的使用權。所以，政府保障產權，是大大降低了社會的交易費用，是令丘生口中的自由（市場）具有存在的基礎。
有兩點必須要加以補充。市場經濟是一個工具，在任何類型的經濟體系下，都可以存在。如前所述，市場跟政府一樣，只是降低交易費用的工具，能夠將資源更快的配置在所需要的用途上。不論市場抑或政府最能夠達到這個目的，便可以予以採用。這與經濟體系為何：社會主義抑或資本主義沒有很大的關系。尤其是，社會主義的定義是將資本物品歸於公有，旨在消除剝削。在消除剝削的前提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應當可以亦很多時候會是教科書上的混合經濟的。此其一。
第二點，任何的經濟體系都需要產權的界定，這同樣不須要分別是社會主義抑或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純粹希望資本物品公有，令工人徹底掌握生產，而這不一定涉及消費物品的。同時，資本主義強調市場的自由，完全利用無形之手解決資源分配，這更令到產權的界定為必須。在沒有產權的界定下，價值無法產生，因為所有物品都是無主的，沒有無願意在此增加其價值。同時，如前所述，產權的保障其尤其重要。
另一稅收的原因，是界外影響的存在。當我們沒有政府徵收稅項時，每人的行為便只考慮自身的成本，從而忽略社會的整體利益。比方說，提供教育者，只考慮自身在提供教育服務後的收入，而不會考慮教育本身對社會帶來得益。例如教育可以提升社會勞動力，從而提高整體社會生產力；每人都可以有更多的學養知識。當政府徵稅補貼教育行業，令大多數人可以得到免費教育，令整體社會得益。當然，我們可以倒背如流的說：「只要產權能清晰界定，界外影響可以由市場解決。」而同時，在決定是市場解決抑或政府解決時，同樣要看交易費用的多寡。筆者對於一個問題苦無結論：「到底教育對社會的正面影響如何在市場買賣？」若以此所言，教育由政府承辦，以徵稅承辦，似乎也是必然的。若以丘生所言「有義務並不使強制納稅成為正當，僅僅因我有義務幫助人並不會令政府有權侵犯私有財產權。」，免費教育大抵損害他的運用財產權的自由。如是者，在欠缺免費教育下，所有人還可以有足夠的判斷行使自由嗎？所以，在一定的情況下，稅收可以是合理的，是維持產權以致消除界外影響的所謂必要之惡。
財富不一定正當
以上當然未必能夠說服到任何人，因為都是以結果論之。
那麼出路在哪裡？當然需要政府介入。只有政府更積極的介入，才有可能改變許多人眼中極不正義的社會現況。（但為什麼不公義，需要實質的道德論證。我們不能簡單地說，貧富差距本身就必然不公義。原因很簡單。如果某人純粹因為個人努力而賺取較他人更多的財富，許多人會認為這種差距沒有問題。換言之，平等或接近平等並不必然等於正義。）
丘生認為，這一點欠缺論證，到底收入不均是不是一定不公義呢？當然，沒有人會認為，純粹只是因個人勤勞而較好逸者取得更多回報是不道德。然則，當今社會下，到底是「成功需苦幹」抑或是「成功需父幹」？在階級複製這一點，似乎已經為我們提供基礎，告訴我們，這樣的貧富差距是不公義的。財產的分配如一場六合彩，我們隨機的選擇自己投胎何處，到上一代去世之後繼承其財產，繼承一筆數十倍於六合彩的遺產 ― 在沒有任何產出之下。的確，財產如何轉移是人的自由，是建基於私有制下的自由。但這種在不進行生產的情況下，壟斷一筆巨大財富，再以此維持收入，這可謂是一個尋租行為，並非真的憑著個人努力而賺取收入。而是透過資本的繼承、累積，以使到能夠可以在生產當中剝削勞動者所得的剩餘價值，令資本不斷地累積上去。這一點與努力不努力是沾不上半點關系，可以說，在建基於剝削勞動者的價值，從而在沒有產出下所得來的財富，是不道德的。
或者有人會指出一個問題，所謂的不公義 ― 分配不正義、貧富差距，不只是所謂有產者抑或無產者，而是包括一些真真正正努力的中產階級，一些用雙手拼博，努力在獅子山下獲得財富的中產。但我們必須要問，這些中產的存在，是否真的單純的努力，而非先天使然。我們可以從資本的不同層面去看，反正這一點在香港俯拾皆是。中產階級未必能夠掌握到用作生產的資本物品，但同時他們掌握到的是文化資本。文化資本與前述的經濟資本有所不同，文化資本是指不同社會地位之家庭所擁有的文化資產。布德奧認為，文化資本可謂之世代相傳的一般文化背景、知識、性情及技能。在香港，一些中產階級的家長以英語與子女溝通、教授其不同知識等，時有聽聞。這種語文能力的差距，可會造就到未來學習上的差距，畢竟當今的學習以語言為主。與此同時，在文化資本以外，物質資本也可以使到學習上有明顯的差異，令到獲取文化資本的過程，以致在文化資本中換取經濟資本的過程中有所差距。例如在香港，中產階級可以利用自身的經濟能力，自小培訓子女成為「interview之皇」，學習十八般武藝，甚至能夠求學於直資學校學習，接受更優良，或者謂之更少競爭的教育。例如說，家庭有經濟能力的學生，可以應考英國高考課程。在英國所認證的香港中學文憑試，DSE的5**（最高級別）相等於英國UCAS分數的145分，即略高於於GCE的A*（140分）。但是，後者卻在整個考試中佔考生人數為8.2%（2014年數字），遠高於普遍DSE科目的1%左右才達到5**的水平，換言之，在後者中競爭較少。同時，中產階級可以選擇外地留學，都已經不在話下了。
剛才說的文化資本抑或物質資本，都無可避免地會使未來的社經地位有所差異。由於這些學歷文憑，直接影響到未來就業的機會及收入，以致階級複制的出現。我們可以看到，在中產者更有機會可以入讀大學的情況下，同時擁有大學學歷的入息中位數為三萬元，遠高於持副學位的12350元。中產者相對豐厚的收入，可能努力佔上其一部份的原因，但不能否認，先天的家庭背景亦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此，我們需要問，在先天影響甚多下的財富收入，及造成的貧富差距，是否真的合理？我們若果借用周保松先生經常言及的無知之幕，大概可以得出一個答案。當我們不知道出生之後家庭的社經地位，有可能是貧者或富人，我們會否接受偏坦於中產階級以致富人的制度？答案顯然是不會。當然，我們在不同的階級下，因應不同的經濟條件擁有不同的經濟意識，這點是可以明白。
在此，不論是財產的繼承，透過剝削而累積的資本，抑或文化或物質資本的傳承，我們都可以看到，財富所得未必與個人因素成必然關系，對於先天弱勢的階級，被輸在起跑線，並不會認為這種財富的獲得全然是道德的。所以，政府，一個真正是人民集體的政府，必須解決差距的問題。然則，普及教育是一個可能的方法，嘗試消弭不同資本的差距所造成的貧富差距。的確，香港也有做到這一點，並且並不理想，但總比丘生如此反對稅收，所意味著所有機會均等的措施灰飛煙滅來得好。
筆者相信，稅收有其必要，同時貧富差距在普遍而言並不公義。讓我們回顧一下《美國的新貴族 America’s new aristocracy 談教育與階級複製》：「那些培育美國菁英的大學，也從各種背景招募學生，而那些聰明、貧窮，得以進入長春藤校所的學生，也可能會獲得全額的學費減免。但中產階級的學生，必須借大筆錢才能進大學，尤其是那些想拿碩士的人，而現在許多令人欽羨的工作都要求碩士學位。父母的收入，跟孩童學業表現的相關性越來越強，聰明的人變得越富有，幫他們的女兒請中文家教，而教育的重要性又更甚以往，因為對智力的需求快速增長。同樣都全職工作的話，一位年輕的大學畢業生，比高中畢業生賺的多63% — 而高中畢業生很可能根本找不到工作。而在金字塔頂端的那些人，他們從最好的大學一路直奔最好的工作，潛在的報酬比以往都豐厚。」美國的財富分配已經相對香港而言平均，最起碼他們有累進稅制，若果我們完全沒有其他的措施，我們會否走向一個更不會義的社會？當然，本文旨在拋磚引玉，還望各位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