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誥烽:今天的法國 1968 年的法國

明報      
2006-03-27

法國學生上街反對政府取消年輕人的就業保障,與各地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新興社會運動連成一線。但媒體將這次運動與1968年的法國學運相提並論,卻引起「六八年一代」大力反彈,紛紛通過媒體攻擊這次學生運動乃大學生安於現狀、抗拒改變的表現,與他們當年開山闢地創造新世界的革命氣魄不能同日而語。

落後於時代的前輩對後輩看不順眼,認為新一代不如自己的一代,乃十分普遍的現象。六八一代向今天的法國學生潑冷水,本來只屬不值一提的新聞花絮。但這一盤冷水再次喚起了60年代神話,而這一神話竟成了大家量度現時方興未艾的反全球化運動的標準(99年西雅圖的反世貿抗爭,曾同樣在美國媒體引起一輪有關60年代學運的討論)。這不單對今天致力爭取正義與和平者不公,更阻礙我們從60年代學運歸納出對反全球化運動有用的教訓。重新檢視六八經驗,愈來愈刻不容緩。

當年只是「 貴族叛亂」

六八一代,經常將學運浪漫化成單由理想主義驅動的純潔革命。對於革命為何失敗,為何學運退潮後歐美社會即全面走向保守、物競天擇的市場(或叢林)定律取代平等公義成為新的社會共識等尷尬問題,他們通常都避而不談。

剛辭世的法國社會學巨匠PierreBourdieu曾著有《學術人》(HomoAcademicus,英文版由史丹福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書,從法國戰後高等教育的發展出發,探究68年法國學運的社會起源、局限與失敗原因,乃少數能客觀地審視六八學運的嚴肅著作之一。

Bourdieu發現,在1968年走到抗爭最前線的,大部分都是社會科學的學生與年輕教授。他歸納了大量證據,指出當年學生的不滿,歸根究柢源自戰後法國高等教育過度膨脹帶來的教育危機。社會科學學生與教師,正是該場危機的最大受害者。

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在當年仍未在法國的大學體系中站穩腳跟,並沒有今天它們被廣泛承認的主流學科地位。這些學科中的學生與教師既無醫學和法學的經濟與政治資本(它們的畢業生待遇優厚,教員更是教育體系中的當權派),也無純人文與科學學科超然脫俗地追尋純知識的學術光環,因此可說是處於學術科層的最底層。

因戰後嬰兒潮的關係,法國高等教育在50與60年代不斷擴充學額與教席。學額激增導致學位貶值。新增的教席,亦大多以合約工的形式出現,待遇低人一等。由於這些新學額與新教席,大都集中在各新興社會科學學科,大學畢業生與年輕教授無產階級化的趨勢,也在這些學科最突出。

沒有締造新世界的理想

新增的社科學位,吸納了大量家庭背景良好但成績麻麻的學生。這些富家子弟,本來希望像自己的父母一樣,通過獲得大學學位甚至博士學位,在學術殿堂拿取如貴族地位般稀有的文化資本,在法國的階級社會中更上一層樓。但大學提供的文化資本大跌價,卻令這群富家子弟面對階級向下流動的危機。他們清楚知道,他們畢業後很可能只會成為一名白領勞工,而非他們父母在畢業時成為的文化精英。就算他們拿到博士學位成為教授,也只能當一個受歧視的學術勞工,而不是他們當學生時仰慕的獨立知識分子。

因六八學運而聲名大噪的學運領袖DanielCohn-Bendit(也就是最近攻擊法國新學運最不遺餘力的那位),便是出身自富裕律師家庭、考不進索邦而入讀當年立校不夠4年的Nanterre大學的社會學學生。他在1967年開始動員學生佔領校園時,反對的正是大學宿舍男女隔絕分開管理不符人道、學校區缺乏咖啡廳令學生生活枯燥等由大學擴張過速衍生的問題。

後來校方召警察進校鎮壓,學生與校方的衝突便演化成學生與國家的衝突。隨着衝突升級,索邦等其他大學累積了大量怨氣的學生與年輕教授也乘機加入戰場,並開始借用冷戰和越戰背景下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政治語言表達不滿。學生與教師反對自身無產階級化的自保運動,也就忽然成為要求徹底推翻現存秩序、建立新世界的學生革命。但我們仍可從運動中強調人性與創意、反對異化等口號,看出學生們捍衛其文化精英身份的反無產階級立場。

運動升級成革命後,學生即開始爭取與勞工階層結盟。但造反學生對低下層有關工資工時等「麵包與牛油」的議題置若罔聞,卻教他們注定難以獲得廣泛社會支持。狡猾的戴高樂看出了這點,遂在學運如日方中之際頒布提高最低工資、縮短最高工時等法令收買人心。剛發動總罷工不久的全國總工會即立刻倒向政府一方,就連法國共產黨最終也選擇站在學生的對立面。這場有名無實的革命,也就如它急速冒起般迅速瓦解。

今天法國學運比68 年更進取更成熟

Bourdieu毫不客氣地總結,1968年的法國學運,其實只是資產階級子弟不滿大學教育貨不對辦的一場「貴族叛亂」(aristocraticrevolt)。Bourdieu的分析,相信也能延伸到美國、德國等地的學生運動中去。60年代的精英學運沒有達成締造新世界的理想,反而將對學生的精英主義蚩之以鼻的社會中下層推向保守陣營。學運失敗後,歐美左派一直一闕不振,龜縮到學術激進主義的小天地中。右翼的民粹主義運動,卻天天在茁壯成長。

今天的法國學運,沒有壯麗的革命語言,卻踏實地將學生與廣大勞工階層的物質處境接連,成功建立起堅固的工人學生聯盟,並得到大多數民意的支持。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的法國學運,的確比68年的更進取,更成熟。現在已屆退休年齡的學運過來人,應該停止對新一代指指點點,放手讓年輕人塑造屬於他們自己的新世紀。

不用踩低任何一方

說到底,任何運動要動員大量群眾參與,必然跟群眾的切身問題連上關係,不論六八年或今日的法國運動,都跟那裏人民面對的體制和期望息息相關。

問題是不同人民在爭取自身權益之餘有沒有提出更大的問題視野,並因應提出的問題帶出願景,帶出理據。

bourdeiu 是我極為欣賞的社會學家,但他對1968 的評論似將他關於 "社會再生產" 的理論過多地套於 68 學運。我不是說全不相關,只是 bourdieu 只說了部份面向。例如我們可以問,若 68 運動者主要是 "貴族" (中產更貼切) 背景,那為何戰後增加的三份二大學學額,會導致本來不能讀大學的大學生也加入運動呢?

又或68年,亦是越戰春季戰線開始不久,亦是中國文革 "漸入高潮",亦是布拉格之春仍未被蘇聯鎮壓,又或是原法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獨立不久,所有這些都構成五月風暴驟起的社會與文化思潮背景,亦帶來很多有關何謂民主,自治,主體性,帝國與殖民等等問題的思考,對這些現象,"社會再生產" 理論能完滿解釋嗎?雖然這些不可能是所有運動參與者的共同思考課題,但透過運動帶出這些課題已很了不起。

當然68與今日學運不是不能比較,但比較便應更深入挖掘,將兩者帶出對社會的批判與洞察進一步思考,而不是輕易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