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片左邊的是葬於香港墳場的前香港東正教教區主教Dimitri Uspensky之墓(碑上刻有'' Archpriest Dimitri Uspensky 30.1.1886 - 17.1.1970 Victor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ruch Hong Kong 1934 - 1970)。
根據統計，相比起其他外籍族群，戰前僑居香港的俄羅斯人是少數，1921年只有36人，10年後增至127人。然而，這並不代表俄羅斯帝國及其後的蘇聯不重視香港。相反，自19世紀中業開始，沙俄已視香港為其在東南亞的戰略據點。因此，英國當局嚴防俄國勢力在港滋長，令俄僑數目及兩地經貿、交流在1991年蘇聯解體前都無甚起色。至於1910年代末人口數倍遞增，源於白俄逃避共產政權，千里迢迢由冰天雪地的西伯行亞來到這個中國南端的小島。
沙俄南下的戰略據點：香港
根據丁新豹、盧淑櫻合著的《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所載，雖然香港開埠初期是地少人稀的殖民地，但早成為英、俄兩國的外交戰場。自克里米亞戰爭後，俄羅斯極欲開拓從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通向東南亞的戰略通道，故自1850年代末便銳意加強在上述地方的發展。俄國在1857年便派遣使節人員來香港，1860年設立領事館。「莊士敦樓」(即今終審法院所在地)便是昔日的俄羅斯領事館所在。大樓建於1843年，曾是首兩任
港督的住所，第二任港督戴維斯遷出後，大樓曾作匯豐銀行飯堂，之後便成為俄國領事館。到1877年領事館搬至畢打山 (Pedder's Hill)，到1900年才正式成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新政府關閉了包括香港在內的部份海外使館，俄使館直到1994年方重開。早期零星棲身於香港的俄國人，多是領使館人員及家眷。
而在19世紀末，不少俄國皇室、政要曾經訪港，1857年海軍上將Evfim Pytyatin便在香港與英國商討克里米亞戰爭後的商業條約；亞力克斯大爵 (Gramd Duke Alexis Aleksandrovich)則先後兩次訪港並入住港督府；到1891年4月，尼古拉斯皇子 (即後來的沙皇尼古拉斯二世 Tzar Niocolas II) 也到訪香港。
對沙俄而言，香港甚具戰略價值，既可收集西方各國情報，亦可南望東南亞，甚至希望香港成為其在亞洲的海軍基地。然而在1885年，英、俄在阿富汗發生戰爭，英國政府下令在香港水域佈防，以防俄國從海路入侵。1896年，英國批評俄國駐港使館經濟支持間諜活動。兩國的緊張關係一度因歐戰爆發而得以舒緩，期間英國更在日本協助下，將物資、武器經水路從香港運至海參崴，轉用西伯利亞鐵路運到歐洲的俄國。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英、俄兩國雖然有邦交，關係卻是疏離、淡薄，在港的俄國人少之又少，僑民數目和活動受限，俄港兩地的經貿和交流並不密切，多是官方上的交流。
十月革命 白俄流亡
改變始於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當年11月布爾什維克黨的列寧率領紅軍奪取政權，推翻沙皇，成立工、農為首的共產黨政權，建立蘇維埃俄羅斯聯邦。而由反對派組成的白軍(白俄)和反對共產政權的俄國人自此展開了漫長的流亡之旅。白俄的流亡重鎮包括中俄邊境的哈爾濱 (1922年哈爾濱1/4的人口是俄羅斯人，約12萬)、中東鐵路(Chinese Eastern Railway)沿線的各大小城市。而部份哈爾濱的俄人其後亦陸續遷至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及其他歐美國家。1931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哈爾濱的俄僑大舉南下湧入上海租界，人數接近2萬。
流亡中國的俄羅斯人當中，雖然不乏資本家、商人、富農、軍官及專業技術人員，但亦有不少戰亂逃難的貧窮者，當中有部份在中國東方開酒廠、面粉廠，但更多的是在上海租界行乞、賣淫或從事非法勾當。因不諳中、英文，難以謀生，故為了改善生活，部份俄僑便將子女送到上海學習英文，然後再來港讀書。例如香港首任古物事務監督及前香港中樂團指揮白德醫生 ( Dr. Solomon Matthew Bard, 1916- 2014)便是當中的俵俵者。他本身是猶太人，生於西伯利亞赤塔(Chita)，1924年隨家人移民哈爾濱，為了讀醫科，本不諳英語的白德醫生先於1932年到上海學習英語，到1934年入讀香港大學醫學院。根據白德醫生的回憶，當時香港大學共有三四十位俄羅斯學生。除了求學，亦有俄羅斯人遠渡來港謀生。當中主要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後才輾轉到香港，他們有任職本港的大企業，例如黃埔船塢、牛奶公司、香港賽馬會，亦有在餐廳、酒店、馬棚工作。
有別於其他居港的外籍族群，戰前居港的俄人鮮有大富大貴者，其墳地墓碑比較簡單、平實的設計及用料可作佐證。而在這群貧窮的俄人中，有逃避共產黨政權而來，但亦有少部份共產國際成員混入來港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有學者指1920年代本港兩次大型工人運動，都有來自蘇俄的共產國際成員在背後策動。同時，面對國際孤立情況，蘇聯亦透過香港作為經貿窗口，與鄰國如中國貿易，聯取外匯。
香港警隊中的俄國人
香港政府曾在1930年代為招攬港俄羅斯人加入警隊。當時香港對出的南中國海水域常有海盜出沒。1914年香港政府成立反海盜隊，負責沿海及內河航道治安；而較大的遠洋貨輪則由英軍護航。到1930年4月開始，英軍將有關工作完全交由香港警隊處理。於是同年5月港府招聘首批自行組織及訓練的反海盜隊，成員當中包括俄羅斯人、旁遮普邦印度人和威海衛的中國人。首批25名俄羅斯隊員主要在上海招募，本隸屬於西伯利亞反共產黨部隊，實戰經驗豐富。到1939年俄羅斯隊員增至34年。日佔香港時期，有12名已取得英籍的白俄反海盜隊員被虜，囚禁在赤柱戰俘營。戰後仍有4名白俄隊員繼續在警隊服務，反海盜隊不復重置，部份白俄成員加入成新成立的水警，一些則在服務期滿(通常為25年)後離開。
信仰與社交
由於東正教是俄羅斯人的宗教信仰，亦是賴以維繫的重要元素。香港的東正教社群要1930年才形成。根據資料，1933年復活節罕有地有過百俄羅斯人參加，但因他們沒有地方進行宗教崇拜，故借用尖沙啞的聖安德烈堂。到1934年本港東正教教區漸成，是年Dimitri Uspenski (1886-1970)被任命為香港東正教教區主教。到1938年，《孖剌西報》(Hong Kong Daily Press)刊發了位於佐敦道18號東正教教堂每周彌撒時間表。 Anastasia Goldin ( ? -1937)則被譽為戰前本港俄羅斯東正教社群的靈魂人物。
今天的俄僑與其他香港外籍族群一樣都有自己的會所，與一眾鄉里和友好聯誼。然而在戰前，他們只能依附於其他會所組織。根據1938年9月的《德臣西報》報道，當時一群俄羅斯人代表剛成立業餘體育協會，與(英國)初級海軍隊進行木球友誼賽，結果以大比數落敗。木球是英國傳統活動，且盛行於澳紐、印度、南亞、非洲南部。俄羅斯人並不擅長木球，但仍組隊比賽，樂於參與其中，可見當時數目稀少的俄羅斯人正積極融入香港的殖民社會。
俄國餐廳
雖然人口數目不多，但戰前居港的俄人為香港帶了不少飲食元素，包括最為人熟悉私羅宋湯。現在香港餐廳的「紅湯」，源自俄羅斯人的紅菜湯(Borscht)，「羅宋．為洋徑浜英語中Russia發音。羅宋湯由俄羅斯餐廳引入，但至1930年代中，俄國菜在香港仿鮮為人知。而據說「皇后飯店」的創始人14歲隻身由山東來到上海，中日戰爭爆發翌年，即1938年店主與白俄同僚來到香港開餐廳，羅宋湯就是店主當日在上海學會的其中一道俄羅斯菜。1938年香港的俄羅斯餐廳約有六、七間，包括位於尖沙咀漢口道與中間道交界的特卡琴科餐廳 (Tkachenko Restaurant)，與1939年代上海法租界的同名食肆：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餐廳 (Tkachenko Brp. Cafe & Restaurant) 和特卡琴科餅店 (Tkachenko Bakery)是否有關聯，則尚待考證。而在中環德道22號的 Excelsior Restaurant以提供俄國菜作類點，並標榜由俄羅斯名廚主理。而在日治時期，俄國菜館Balalaike如常開業，九龍酒店夜總會也請來俄人George Goncharoff 教日本官員跳舞。另外，雄雞餐廳 (Chantecler Restaurant ) 和車厘哥夫餅店 (Cherikoff Barkery) 也是由俄羅斯人開設。
(***上文資料俱選取自丁新豹、盧淑櫻合著的《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俄國：來自西伯利亞的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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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香港記憶」網站「紅毛填場」(香港墳場) 數據庫
根據「香港記憶」網站的「紅毛填場」(香港墳場) 數據庫，填場安葬香港的外籍族群，包括228名德國人、107名美國人、246蘇格蘭人和460名日本人。此外，香港曾經是不少難民的家，包括因為十月革命而逃難到來的白俄羅斯人。現時，在香港墳場仍可以找108名俄羅斯人的墓石和墓碑。
數據庫 涵蓋了墳場內的所有墳墓，當中詳列了刻鑄在墓碑上的資料和進一步查核所得的死者資料 (以出生地點、死亡日期、年齡、性別、死因和生前職業作檢索類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