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燕遐
剛過去的七一遊行，倡議動物權益的團體在灣仔申請了街站。我第一次企街，教書人面皮薄，為動物也就豁出去了。在街站派《動物生命報》的時候，有經過的市民問：「這跟七一上街有什麼關係？」語氣似乎頗不以為然。
每年七一，遊行路線沿途街站林立，各類團體各種議題都把握這機會爭取曝光，爭取市民支持，面對五花八門、目不暇給的街站，也許很多人心裏都有同樣的疑問：這跟七一有什麼關係？回歸以來七一遊行的主題都與政治密切相關，尤其2003年民陣發起的七一大遊行號召了超過50萬人上街，美聯社形容的「憤怒和憂慮的香港人」成功迫使政府擱置二十三條立法，自此七一便與本地政治議題劃上等號。然而，各種社會民生議題其實一直是七一遊行的中堅，議題之多之廣如百花齊放，一度有擔憂會模糊了七一遊行的焦點。
當然，個人即政治，沒有社會民生議題是無關政治的，不過這樣寬鬆的定義大概難以讓所有人信服。不待這大雨傘，動保與政治其實有更直接相關之處。遠的不說，近日房署雷厲風行巡查公屋住戶養狗，竟然用到播狗吠聲引屋邨狗暴露身分的手段，引起極大爭議。屋邨住戶為什麼沒有養狗權？目前法例底下飼養的狗有沒有生存權？為什麼房署（以及大部分私樓的大廈公契）可以訂下「不准養狗」的規定？這是衛生問題（屋邨人口密集狗隻便溺做成衛生困擾）？道德問題（養狗者明知故犯破壞法規）？抑或階級問題（住公屋受社會恩惠沒權要求其他）？屋邨禁養狗的政策訂定與執行影響二百萬公屋住戶，以及不知多少上樓前或上樓後已跟飼主生活多年的狗隻，絕對是應該廣泛而深入討論的政策，而且唯有認受性高的政府，討論與決策才能獲得廣泛認同。
再如漁護署2012年底提出修訂《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動物售賣商）規例》（第139B章），建議向私人繁殖場發牌以加強監管，動保團體與部分立法會議員均質疑成效，質疑漁護署是否有足夠人手執法，結果名為加強監管，到頭來只是把動物繁殖合法化，進一步損害動物權益。修訂案提出後，動保團體不斷向政府爭取高門檻發牌，最終取締動物繁殖，鼓勵領養。然而政府對動保團體的建議置若罔聞，議會內又有不必向選民負責的議員盲目為政府政策保駕護航，動物政策與教育難有寸進。
本港虐待動物個案無日無之，可是《防止虐待禽畜條例》即使幾經修訂，仍然保守過時，有關部門又執法不力，由警務處、漁護署、愛協組成的「動物守護計劃」過去幾年每年調查過千宗虐待動物投訴，提出檢控的不到30宗，不及投訴的3%，許多個案警方都表示難以追查，即使案性嚴重，證據明顯，往往也只警告了事。近幾年立法會審批漁護署過百萬人道毁滅預算時，每次均有議員動議削減撥款，改為推行文明社會採用的「捕捉、絕育、放回」計劃，惜議會內建制勢力強大，動議全不獲通過。
也許你說，我不養貓狗，這些與我何干？一個社會如何對待動物，是它文明程度的最佳指標。近年各種民主運動目的都在爭取更公義更合理的生存空間，這空間動物也生活在其中，若我們爭取的民主制度只照顧人自己，那無疑是一種物種極權，離真正的文明很遠。